●冯小武

小时候，随父亲去种地，有一回看到一个陌生的老人家，只见他满头银发，西装笔挺，在田地里这里走走，那里看看。父亲问：“回来了？”“回来了。”“离家有几十年了吧？”老者深情地说：“快半个世纪啦。”看父亲问话的样子，似乎他俩是老熟人，可是我问父亲他是什么人，父亲只是说出远门回乡的人，后来见了好多个这样的老人，才知道他们是华侨。家乡是华侨之乡，爸说，不少华侨离家是带一抔泥土走的，这话我信。同样的道理，很多华侨回来也会去看看他们种过或者他们的父辈种过的田地。

奇怪的是，我并没有远离家乡，也没有到老华侨的年纪，放假的时候，或者烦闷的时候，不知为啥，也喜欢在父母种过的田地里走走，看看。其实看不看，都是那些草，那些树，有什么好看呀，可就是喜欢看，看过了就有一种放松感、充实感。

父母留下来的田地有水田，有旱地；水田种水稻，旱地种果树和木薯，青菜和番薯在两种地都可以种。小时候，跟着父母在这些田地上挥过汗，淋过雨，晒过太阳，这其实都是苦涩的回忆，可是现在回忆起来却是充满着温馨和亲切感。

有几块田，隔着一座大山，收割水稻时要把打禾机拆开部件，抬过大山。劳动很辛苦，渴了喝清凉的山泉水，饿了就在山里做饭，吃完午饭在已经脱粒的稻草堆里躺着休息，嗅着新鲜稻草的味道，很舒服。初三毕业那年暑假，我在田里干活，妈顶着烈日翻过大山来通知我，分数过了中师体育班的分数线，要马上回去参加术科复试。我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么慢才接到通知。妈说好在班主任骑自行车走了十几公里来通知的，否则就错过复试机会了。于是回去，脚上都还带着泥，直奔考点，参加复试。复试有一项是篮球运球，总是笨手笨脚，跟其他学生没法比，于是跟中师体育失之交臂。其实我的手并不笨，挥锄头、割水稻都非常熟练，只是没时间打篮球罢了。妈知道后遗憾地说：“那就再跟我干几年农活吧。”其实妈后来也没怎么叫我干活。而今，几次想回山沟沟看看父母种过的田地，可是大山的路被荆棘封得严严实实，无法过人了，田里的草有多高，有多密，全都不知道，现在，除了菜园，最肥沃的田都不耕种了，更别说山沟沟里的田了。当年田边挖的简易灶，也不知还在否，而母亲当年翻过大山来通知我复试时，那又累又高兴的情形，却还历历在目。

冬季挖木薯，先是妈带队，后来是大姐带队。挖木薯，刨木薯，晒木薯，几天后还要翻木薯片，都要在山坡地里完成，山里风大，非常冷。挖木薯时节是斑鸠的幸福日子，斑鸠喜欢吃木薯碎片，吃得胖嘟嘟的，那个年代看到斑鸠，老想到斑鸠的肉很鲜美。现在看斑鸠，想到的却是形态玲珑，鸣声如歌。几十年后再去木薯地看，一棵木薯都没有了，木薯地几乎都被野生的灌木霸占了，于是带上锯子，一棵一棵锯掉，过段时间，又长满灌木，只好每几年去锯一次。

走过妈种过的菜地，有时候会有意外发现，菜地会有遗漏的紫薯，几年没挖，长成几十斤的大紫薯。看到大紫薯，又回想老妈在菜园忙碌的场景。先前回家，要是妈不在，到菜园里找，准在。妈看到我回来，笑眯眯地说：“回来了。”现在回家，妈常坐的椅子还好好地放在那里，可是再也听不到那句熟悉的话了，妈安息在另外一块菜地里，那是妈劳作一辈子的地方。每到母亲节，到菜园里采集一束菜花送给妈，陶瓷相片上，妈依然笑眯眯的。

小时候，家里的果树都被“入社”了，果子成熟的时候，只能眼巴巴地望着。改革开放后，父亲种果树的积极性大涨，当年种的橄榄树都是矮小的秧苗，到我去外地读书的时候，橄榄开始丰收了。橄榄有了收成，摘橄榄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父亲为了给我筹措学费，一大把年纪，亲自爬树去摘，有一次摔倒了，不幸中的万幸，只受了点轻伤。现在去地里看父亲种的橄榄树，几乎每一棵都一人合抱那么大了，台风都吹不倒了，结的橄榄很香。父亲还种了很多柿子树，柿子成熟的时候，把它载到市场上去卖。父亲不是生意人，卖水果不内行，但最终也全部卖掉。现在，每年九月柿子红，没有人去摘，满树甜甜的红柿子，像挂着一树小小的红灯笼，引得满树的小鸟，叽叽喳喳的，像举行一场盛宴。我走过柿子树下，看到太阳底下的“小红灯笼”，拍成精美的照片，可惜父亲再也看不到这些了。

不管是旱地还是水田，都留下父母无数的脚印和汗水，都出产了赖以成长的作物，因此我觉得这些土地很温馨，很亲切。

父母留下来的田地越来越少了，高速铁路从村里经过，征了一块，旅游区开发，又征了一块，最近又在规划环城路，又要征一块。家乡的交通越来越方便，乡土气息却越来越淡薄，城市化势不可挡，我倒希望城市化的脚步放慢点，给家乡留点泥土的气息。突然间变成城中村会让灵魂无法安放的。

著名人文学者、文艺理论家刘再复说：“故乡在，灵魂就不会荒芜。”其实田地也是故乡的一部分，田地没了，灵魂会部分荒芜的。如果老屋再被拆迁，故乡怕是只留存在书本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