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三益

晚清自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面对科技落后、衰败贫弱的局势，清政府统治集团一些有识之士，打破闭关自守的藩篱，主张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师夷长技以制夷”，走革新图强之路。19世纪60年代初兴起的洋务运动就开启了这场开放变革的实践。代表人物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而在这场开放变革的实践活动中，作为一名洋务派的实干家，丁日昌（1823-1882）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人物。然而，其历史作用较少被提及，有被忽略的遗憾。本文尝试拨开历史尘烟，还原丁日昌在那场风起云涌的洋务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丁日昌这位客家名人，1823年出生于丰顺汤坑一平民家庭。入仕后官至江苏和福建巡抚、福州船政大臣、钦赐总督衔会办南洋海防、节制七省水师并兼理各国事务大臣。面对外力侵凌下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局，他提出并致力于一系列改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又富于首创精神的实干家。

李鸿章对他的评价是“洋务吏治，精能罕匹，足以干济时艰”。这里按下吏治不谈，仅就洋务即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工业和培养适应社会发展急需人才等方面，彰显出“精能罕匹”的才干。

致力于传统手工业向近代化工业的转变

求证历史，有时可用倒推法。在共和国现代工业发展史上，江南造船厂声名卓著，创造出多个中国第一：共和国第一艘潜艇、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第一艘自行设计建造的万吨级远洋轮等，还有一批先进军舰，尤其是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也是我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第一艘大型电磁弹射型航母，都出自江南造船厂……在现代工业史上，江南造船厂作出了举世瞩目的伟大贡献。沿着江南造船厂百年发展轨迹往前追溯，它的源头，就是晚清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局——当时最具代表性的近代化大型工厂，第一任“厂长”即是丁日昌。

历史回溯到同治二年（1863），洋务运动和镇压太平天国残军齐头并进，其时丁日昌在广东效仿西法造洋炮。据江村撰写的《丁日昌生平活动大事记》记载，江苏巡抚李鸿章为制造火器，特地向朝廷奏调“学识深醇，留心西人秘巧”的丁日昌赴沪主持火器制造。丁日昌抵沪后，先建立了炮弹“一局”。开始时仍使用中国传统的手工工具，仅能生产些短炸炮和炮弹。西方的坚船利炮使丁日昌强烈意识到，中国亟需建立自己的造船工厂，运用西方先进技术生产轮船。因此，他于抵沪次年在上李鸿章的密禀中呈述自己的见解：“船坚炮利，外人长技在此，中国受制也在此。”因此必须抓住时机，“建立制造夹板火轮船厂，为生聚教训之计。”这个富于远见的提议很受李鸿章赞赏，即将其密禀转呈总理衙门。总理衙门随复函：“将来丁观察密禀一件，识议闳远，迥非睹之目前可比，足见洞见症结，实能宣本衙门未宣之隐。”于是责成李鸿章着手落实。李鸿章当即遵照施行，将筹办造船厂的任务落实到丁日昌身上。丁日昌不负重托，先是筹得资金购买上海洋商的旗记铁厂，接着合并了炸弹一局、二局，于同治四年（1865）建成“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又叫“江南制造局”，丁日昌被任为第一届总办（又称综理）。不久，由曾国藩委托容闳从美国购买的机器也拨进该局，江南机器制造局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个规模最大的军火工厂。使用钻、切、铇等机械化车床设备进行生产，生产工人都是中国工匠，制造枪炮及轮船，后来也进行民用器具生产，许多首创由此在这里产生。

同治六年（1867），江南机器制造局建造出第一艘轮船“恬吉”号，船体虽是木质。但船上设置火炮八门，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艘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兵轮。接着，又建造了多艘舰船下水。江南机器制造局建成并顺利投入生产，是中国近代工业兴起的重大事件。

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19世纪60年代产生的机器生产代替传统手工生产，是中国社会开始向近代化转变的标志——这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转折。作为江南制造局第一任总办的丁日昌，主管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机器制造厂从筹建到生产的过程，无疑，他应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奠基者之一。

丁日昌在兴办中国近代工业的实践中，切身感受到人才的重要，因而他又成功地促成另一项开历史先河的教育计划的实施。

容闳“最为信赖的同道中人” —

促成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出洋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派遣学生赴美国留学，首倡者是丁日昌的好友容闳，而大力推动、并促进成行者则是丁日昌。这在《容闳自传》中均有记载。

容闳（1828-1912）出生于广东珠海，他少年时得教会帮助并利用勤工俭学到美国求学，成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人。毕业后回国的容闳，为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状况，决心促使清政府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以图复兴。在当时，要闭关自守的清政府派遣留学生，是一个破天荒的计划，容闳深知如果得不到政府大员支持，是很难实现的。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丁日昌，认为丁日昌是他“最为信赖的人”，“是一位具有进步倾向的人，他对所有切实可行的革新措施都非常关注”，并会认准目标而“勇往不缩”（见《容闳自传》第十六章）。同治七年（1868）当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成为一方大员时，容闳前往道贺，并首次向他陈述自己关于由政府派留学生出国的设想。

容闳的计划使丁日昌心动不已，当即表示大力支持，因为它完全吻合丁日昌革新图强的一贯主张。根据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发展本国工业的急切需要，丁日昌一向注重培养和招收人才。在此前一年（同治六年）关于讨论修约之奏折中，他就直陈科举考试制度弊端：“所用非所习，所习非所用”，建议改为八科，对应试者进行品、识、才的综合考核。其中第七项就是“考算学、格致以觇其通，闯机器制造以尽其能”的工科实用人才；另外，在广延人才上，他最先向朝廷建议“妙选使臣分驻各国”，在保护华侨的同时，“并可访登华侨中有奇技异能，能制造船械，能驾驶轮船，与精习洋枪兵法之人，给资送回中国，以为国效力。”这是他“请进来”的人才计划。所有这些都成为丁日昌支持教育创新的基础，因此对容闳关于出国留学教育这一富于远见的计划，他大加赞许，称之为“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成为少年新中国”的教育计划（容闳《西学东渐记》第十六章）。他当即嘱咐容闳抓紧写出详细条陈，由他呈送总理大臣，奏请朝廷批准，并就条陈内容与容闳作了商议。看到丁日昌如此神速决断，容闳激动万分，他在自传中这样形容：“犹如一声雷鸣，惊得我几乎飞起来。”于是他回去后迅速按商议结果拟好，呈送丁日昌。丁日昌立即寄送总理大臣瓜尔佳·文祥，恳请朝廷准奏。孰料不久文祥丁忧，离职守孝三年，接着在三个月后文祥去世。此事遂遭搁置。

正如容闳所说，丁日昌是个看准目标而“勇往不缩”之人，他转而向曾国藩等重臣再多次提出派留学生出国的建议。同治九年七月（1870），丁日昌奉旨赴天津会同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处理甫告结束，丁日昌又就派遣留学生出国之事，恳请曾国藩领衔向朝廷上奏。并特意推荐翰林出身的刑部主事陈兰彬与容闳同任留学生监督，携带学生出洋。曾国藩终于被丁日昌说动了，于同治九年九月间，曾国藩首次将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的提议写成奏折上奏朝廷：“江苏抚臣丁日昌屡与臣言，宜博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及军政、船政等院，分门学习……行之既久，或有异材出乎其间，精通其法，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曾文正公奏稿》卷三十《调陈兰彬江南差记谴片》）。

推荐旧学派陈兰彬与容闳同行，是丁日昌精心安排的关键一招。他对容闳说：“君所主张与中国旧学说显然反对，时政府又甚守旧，以个人身当其冲，恐不足以抵抗反动力，或竞事败于垂成，故欲利用陈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入共事，可以稍杀阻力也”（容闳《西学东渐记》）。容闳听后佩服不已，认为“是一种富于智慧和精明的策略”。

果然，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和精心谋划，此项破天荒的计划终于在1870年底获得清廷“着照所请”的批准。同治十一年（1872）夏，第一批留学生三十名开始赴美留学了。至光绪元年（1875）秋，计划中的最后一批留学生也出发到美国。后来，由于国内守旧势力攻击该计划“离经叛道”，1881年出国留学生被迫回国而中断。但是，由于丁日昌的筹划和推动，终于促成晚清历史上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出国留学，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政府公派留学的先河，在腐朽没落封闭自守的旧中国打开了一道缝隙，其意义及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冲击旧中国的教育理念，为中国发展近代化事业培养一批新式人才，如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的詹天佑等；同时也传播了西方民主思想，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晚清统治者的封闭和专制，加快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

历史是从昨天走来的。或许有诸多局限性存在，但近代史上那些曾经为了“使此老大帝国一变成为少年新中国”的探索者和奋斗者，不应被历史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