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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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版:客家
2024年9月26日 放大 缩小 默认        
再议牌坊:
从铸锅巷节孝坊说开去
●李锦让
嘉应古城铸锅巷节孝牌坊现状。
节孝牌坊右石柱正面、左石柱正面、左石柱内侧石刻对联字迹。
位于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岭背镇谢屋村水头的步蟾坊为“恩荣”等级建制。
(图片均为李锦让摄)

近年来,嘉应古城的保护性开发在梅州市政协文史委和一众民间学者的推动下,得到了地方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主导、民间关注、专家参与、稳妥推进”的局面已经良性展开。其中古城的牌坊如何保护或复建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课题。前些年,在老城西区重建了一座“望杏坊”,其中得失,各有说法。笔者的意见是,要在严格遵循古制的大前提下,抛开不必要的争议,在有条件的地方适度复建最具代表性的人文历史地标性牌坊,这是今后嘉应古城保护性开发整体布局中的关键一着“棋”,这不仅是重要的,还是十分必要的。对此话题,民间文史学者曾有撰文研究,笔者不辞浅陋,只是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对现存铸锅巷节孝坊现场查考后,延伸想法,提出管见,以祈抛砖引玉。

牌坊建制分类浅说

牌坊,又名牌楼,也称“绰楔”或者“绅楔”,为门洞式纪念性建筑物。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周朝就已经存在,最早是两根柱子加一根横梁的冲天式结构,牌坊的原始雏形名为“衡门”。关于“衡门”,我们所能查到的最早记载是《诗经·陈风》:“衡门之下,可以栖迟。”

旧时的牌坊是中华特色建筑文化和封建礼教相结合的一个产物,其功能多为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而立,也有一些宫观寺庙以牌坊作为山门,还有的是用于标明地名。当然,有的牌坊也是祠堂的附属建筑物,昭示家族先人的高尚美德和丰功伟绩,兼有祭祖功能。总体而言,以宣扬封建礼教和标榜功德居多。

笔者在查考得知,旧时牌坊建造有等级之分,一般分为四个等级:其一为‌敕建,一般由地方官或士绅呈报中央,皇帝口头批准,自己出资建造;其二为‌圣旨,由地方呈报中央,皇上准行,有圣旨书面批准,资金自筹;其三为‌恩荣,由皇帝下旨,地方财政出资建造。如笔者曾于今年7月应邀随梅州市古民居研究会赴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考察,在岭背镇谢屋村水头看到的步蟾坊,正是“恩荣”等级建制的牌坊,建于明正统六年(1441)的四柱三间四楼重檐式全木结构牌坊(如下图),1981年被列为江西省文保单位;其四为‌御制‌,这是最高级别,由皇帝亲自下旨,国库出资建造。

古城节孝牌坊小考

在众多牌坊中,节孝牌坊又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多为古时经官府奏准,为表扬节妇孝女而立。嘉应古城的节孝牌坊,以因抵抗太平军而牺牲的州官文晟于道光三十年(1850)“恭奉恩命设立总坊”(咸丰《嘉应州志增补考略》卷三十三列女篇有载)而建的节孝总坊为最,然而这座牌坊已在太平军攻打州城战火中消亡。如今梅城“一城两坊”范围内的节孝牌坊尚存两处:一是古城范围内的铸锅巷节孝牌坊,另一处位于望杏坊山川亭,这两座牌坊很可能是梅城众多牌坊中历经沧桑后硕果仅存的两座了。

日前,笔者携志趣相投的好友一同来到老街铸锅巷节孝牌坊现场查考。这座立在铸锅巷的节孝牌坊,显得异常肃穆与清寂。石牌坊上斑驳的苔痕,仿佛是牌坊背后王氏孤灯苦影的清泪,更是背着封建礼制沉重桎梏的古代女子“暗消肌雪悲花瘦”的孤寂。那几番柔情,那几分碎念,有谁可知?女儿情愫的怨殇和滴血的天长,换得冰冷坚硬的牌坊一座,如果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心中不知是喜是悲!

该节孝坊为两柱单间冲天式,虽历经280多年风吹雨打,但坊身保存还算比较完好,坊额雕刻象征吉祥如意的云龙图案装饰,正中间横刻苍劲有力的“节孝”二字榜书。由于岁月侵蚀,有些字迹模糊,经过仔细研看,尚能辨认出如下几副对联,石柱正面对联为:

雪柏霜松苦节久堪垂懿范,

乌头绰楔殊恩特贲阐幽贞。

此联为广东督学惠士奇所题,这也是惠士奇在嘉应州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墨宝了。惠士奇(1671-1741),江苏吴县人,清代经学家、文学家。字天牧,又字仲孺,号松崖,又号丰农,学者称红豆先生。选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两次担任会试同考官。康熙五十九年(1720),充湖广乡试正考官,接着提督广东学政,其晚年对“经学”尤有研究,著述甚丰,有《易说》六卷、《礼说》十四卷、《春秋说》十五卷、《大学说》一卷、《交食举隅》三卷、《琴笛理数考》四卷,又有《红豆斋诗文集》等遗世。

关于惠士奇,这里要多说两句,因为他有“粤东历任学使冠”之称,曾两度出任广东学政,对历史上梅州文教的兴盛和人才的选拔起到了很重要的推手作用,历史上程乡百姓对他也是推崇备至的。据传,他主持潮州岁考时,清正廉洁,程乡贫寒饱学之士入围者百余人。据有关史志载:“嘉人知穷经读古,实倡自士奇”。当年他与儿子惠栋回乡途经嘉应时,学子们悉操舟出迎,码头上被挤得水泄不通。乾隆五年(1740),当地绅士始奉督学惠士奇神主并祀于培风书院内。

《嘉应州志增补考略》上亦有载:“时提督学政惠士奇题准,程乡中学改为大学,取进一十五名,永著为例。雍正十一年(1733),总督鄂弥达提请升为直隶州,以程乡文风极盛,准加入学额数五名,永著为例。”由此可见,惠士奇和鄂弥达这两位客次梅州的广东官员,对于梅州文教兴盛特别是迎来乾嘉时代“五科五解”丕振人才现象是居功至伟的。

门框内联为:

一片贞心凌白雪,

九重特典壮乌头。

此联为乾隆二年(1737)丁巳恩科嘉应州进士陈天玉所题。陈天玉是嘉应州罗衣堡人(今梅江区长沙镇辖区内)。背面联尚不辨何人所拟书,内容为:

人钦劲节凌冰雪,

帝锡崇坊炳日星。

据笔者查考,铸锅巷陈氏夫人“节孝”牌坊为乾隆四年(1739)旌表,广东总督鄂弥达批准于乾隆七年(1742)建造(光绪《嘉应州志》有载)。如前所述,陈氏夫人本姓王,其夫名陈日华,乃乾隆朝进士陈天玉之侄,亡故。

关于鄂弥达,如前所述,也是对梅州文教大有裨益的人物。提议成立嘉应直隶州的,正是这位时任广东总督的满洲正白旗贵胄。当时,长乐、兴宁属惠州府管辖,程乡、平远和蕉岭属潮州府管辖。清代的科举考试是根据地方配额的,梅州尤其是梅县一带读书人太多,“僧多粥少”的矛盾日益凸显。为解决广大读书人的出路,鄂弥达在体察民情后及时向雍正皇帝奏陈申请并获批将程乡、平远、镇平(今蕉岭)、兴宁、长乐(今五华)五属并入新成立的嘉应直隶州。如此说来,他的这份功劳也是值得梅州人民心中记上一笔的。

上述三联均为表彰王氏在其夫亡故后含辛茹苦养育儿女、赡养公婆而终身未再嫁的忠贞节操而撰写刊刻,实为不可多得之研究嘉应古城人文历史的文物。可以说,每一座文雅隽永的牌坊背后都蕴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只有静静地等待着后人去发掘。如今这座历经岁月沧桑的节孝石牌坊默默地耸立在偏僻小巷,能否通过整体搬迁保护的特殊方式存续下来并重现于世人面前?或许“她”未来的命运只能交由文物专家及政府部门去论证解决了。

一城两坊牌坊刍议

牌坊,无疑是一个古城人文历史底蕴深厚的象征。梅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最为深厚的地区当属梅城,再具体点便是江北的“一城两坊”(即嘉应古城与攀桂坊、望杏坊)。自南齐永明元年(483)设程乡县以来,这里一直就是县治、州治之所在。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500多年来陆续建造且史志明确记载的有30多座牌坊。从史料查考中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潮州古城的牌坊虽远近闻名,且数量多于梅州,然而就牌坊建造历史而言,潮州古城却没有那么悠久。潮州最早有确切时间的牌坊“四进士坊”为明正德十二年(1517)兴建,而梅城除了拥有始建于南宋开庆元年(1259)的童魁坊外,亦有始建于元代的“攀桂坊”“五马坊”等,可以说,梅城就宋元时期的牌坊数量就远超潮州了,令人遗憾的是,几经战火和人为破坏,延至今日已踪迹难觅!

据光绪《嘉应州志》卷十二《古迹》篇记载,梅城牌坊有25座,其中宋代1座、元代2座、明代21座、清代1座。如前所述之外,尚有些牌坊是被遗漏记载的。就元代牌坊而言,光绪《嘉应州志》卷十二《古迹》篇中仅有“攀桂坊”与“五马坊”,而据康熙《程乡县志》卷二《古迹》篇记载:“税务故址,城西旧朝天坊,元至正年建”,又“程江驿故址,城西旧朝天坊,因展城改建于城外东街”,由此可知元代应还存在有“朝天坊”。与“童魁坊”一样,皆因明洪武年间叶文保捐筑城墙而拆西面城墙,扩大梅城范围而“废为城基”。

明代是梅城牌坊建造最为密集的朝代。光绪《嘉应州志》卷十二《古迹》篇中对明代牌坊的记载也是有所遗漏的。其中最值得提出来的是“古梅州郡坊”,据嘉靖《潮州府志》卷二记载:“嘉靖二十五年,知县黄进……又建古梅州郡坊于仪门外”。为什么要建“古梅州郡坊”呢?那是因为宋代梅州至明代被撤州降为程乡县,明代的人们为了怀念宋代的梅州,特地兴建了这个坊,由此也可窥见梅州人的“梅州”情结之深。

明代的衙署建筑常常在门口设立牌坊,明代梅城设有东社学、西社学,在这些社学门口,都曾设有牌坊。除此以外,明代的儒学门外亦设有牌坊,据康熙《程乡县志》卷二《坊表》篇记载,崇祯十年(1637)知县陈燕翼曾将儒学外门的“圣域坊”和“贤关坊”改建为“太史开天坊”和“元魁接武坊”。

在清代,兴建的梅城牌坊没有明代那么多,如康熙《程乡县志》卷二《学校》篇记载:“先师庙……顺治十年,知县葛三阳撤照墙为石坊表,题曰大成文庙”。雍正十一年撤程乡县设嘉应州后,嘉应州人文蔚起,科甲连绵,到乾隆年间,尤为鼎盛,甚至不输于广州、潮州等大郡,因此“(乾隆)十五年,知州王之正……建人文秀区、古程乡邑二坊于署前大街”(乾隆《嘉应州志》卷二《官署》篇有载),其中的“人文秀区坊”无疑是梅州当年文化兴盛的佐证。“古程乡邑坊”,则因雍正年间,程乡县升为嘉应直隶州,程乡之名从此撤销,人们为了表示对程乡县的怀念而设立。然而遭受太平军两次占领州城的战火破坏,这两座牌坊早已不复存在。

笔者粗略统计,光绪《嘉应州志》所载的梅城及附郭的牌坊有26座,如果加上有据可考的“人文秀区”“古梅州郡”“古程乡邑”以及节孝、耆德等牌坊则可达30多座,其中最早的为宋代纪念蔡蒙吉的童魁坊。上述所说大多牌坊毁于战火或人为破坏,直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内外牌坊几乎所剩无几。

笔者以为,在保护性开发嘉应古城的文化工程中,重建有“城标”意义的梅州古牌坊具有光前裕后的历史价值。其中最应该复建的有“三坊”:人文秀区坊、古梅州郡坊、古程乡邑坊。因为此“三坊”具有重大人文历史地标意义,然而此“三坊”均已消逝在历史长河中,特别是在清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军两次攻占州城,“人文秀区坊”和“古程乡邑坊”毁于战火而令人惋惜。我们期待着不久的将来,这三座最能彰显梅州人文历史千年以上厚重底蕴的地标性牌坊能再现于嘉应古城之中!

(注:侯名扬同志对此文亦有不可或缺之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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