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桂峰

捡纸炮，就是在大年初一早上，去各家各户捡拾漏响的鞭炮。

这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了。

过年放鞭炮，我们这里叫“打纸炮”，大概鞭炮的火药是用纸包的，因此称其为纸炮。放过的纸炮，总有没响的，隐藏在纸屑里，就成了我们小孩子寻找的“宝藏”。

如果有过年“快乐排行榜”，发压岁钱是榜首，捡纸炮便是亚军。捡来的纸炮，能让我们玩上好几天。那时候，大人手里没几个钱，除了大年初一寓意“开门红”的纸炮外，就再不会花钱放纸炮了。因此，我们小孩子放得东一响、西一炸，成就了过年的延续。

日子再穷，过年也要讲究。无外乎是吃、玩。穷时吃，那是大鱼大肉，什么脂肪、胆固醇、尿酸，通通滚一边去。别说人，那时候连狗都不啃骨头，挺着圆滚滚的肚子在屋后晒太阳。玩，大人有大人的玩乐。我们小孩，不用教也会开发出各种玩法。自然，我们当中会有一位孩子王，他胆大多谋，经常带我们惹大人不高兴，因此被大人叫“牛王头”。整个过年，我们兜里装着捡来的纸炮，跟着“牛王头”，串村过家，成群结队，专找特别的地方炸。比如蚂蚁穴，牛屎堆，老鼠洞，墙缝（阿二伯菜园矮墙好像就是我们炸塌的），炸勺子，甚至炸屎缸。

最大方的是“牛王头”，他捡得比我们多，还用压岁钱买。那时候，我们对压岁钱只有领取权，保管使用权还在大人手中，过了年要收回去的。“替你们保管，做新衣交学费买书包。”大人这样安抚我们。因此，捡来的纸炮玩完了，就没有了。大家便格外珍惜，创造了各种神奇的玩法。

捡纸炮，也是有讲究的。到了大年三十晚上，吃过娘酒鸡、嘴上亮着油光、一身新衣裳、满身香皂味的我们，齐聚在围屋前的禾坪里，七嘴八舌，议论谁家的纸炮多、谁家的纸炮响，这叫汇集情报。“牛王头”坐在矮墙上，听得清清楚楚，然后给大家分组，分头去捡纸炮，村头谁去，谁谁去东边，西边的由谁去。

队伍浩浩荡荡，天上的星星都吓得躲入莲塘里了。有人发现，歪头阿义整夜都没吭声，等“牛王头”看他时，才慢腾腾说，村尾的古家，广州的亲戚送了两盘电光炮。“牛王头”便骂他，一直不讲是不是想独吞，然后让大家先到古家捡电光炮。

古家离村有点远，是单家独院。大年初一，我们早早守在古家围墙外，等纸炮响。这时东方欲晓，大伙在寒风里直流鼻涕。村子里陆续响起纸炮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到啦。可是，等了许久，古家一直无动静，而村里的纸炮声越来越密集，撩得我们百爪挠心。终于，当生产队长家里也响起了惊天动地的纸炮声后，“牛王头”按捺不住了，留下两个小伙伴，率领大家杀回村里。我们像箭一样跑到队长屋门口，先是一阵呛鼻的硫磺烟迎面扑来，然后是红彤彤、厚厚的纸屑映入眼帘，纸炮碎屑足足能填满三四张大圆桌，我们心里突突乱跳，队长家的纸炮已经打完了。让我们愤怒的是，这当中有个瘦小的身影，正弓着身子扒拉着纸屑，不时捡起纸炮往口袋里装。“牛王头”骂他：“歪头义，你这个骗子！”歪头阿义抬起被硫磺熏黑的脸，笑了笑。大家顾不得说什么了，一哄而上。后来，歪头阿义向“牛王头”“进贡”了10只电光炮，才保住了当小尾巴的资格。

纸炮放完了，我们凑在一块儿清点战利品。这时我们都污头垢面，头发像乱风中的草堆，有人的新衣裳都开了小洞，但没有人在意，相互分享并交换成果。

年初一的纸炮捡完了，剩下的日子，就由我们捡来的纸炮来撩拨它们了，自然也把快乐撩拨进了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