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手机、这台电脑,是我仅有的两样——不用求人、不用看脸色,就能和这个世界对话的嘴。
这几天,城里又有人在排队买手机了。
据说那手机是最新款,极薄,极丝滑。为了能第一时间拿到手里,有人愿意在原价的基础上,多掏不少钱。买到的人捧着盒子,拍照,发朋友圈。
我躺在床上,用眼控仪打开电脑屏幕里的新闻。保姆玲姐端着水盆进来给我擦脸,问我看什么这么出神。我说,看人家买手机呢。玲姐瞟了一眼屏幕,笑了,嘟囔了一句:“一个铁疙瘩,那么贵,能当饭吃啊?”转身一拐一拐地出去了。
我转过头,看了看自己这部手机。
它是四年前表弟送给我的,一台厚重的旧款机。也是这台机子,给了我人生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手机号。人家排队买极薄极轻的,我这台却重得像块砖。手机被固定在白色塑料悬臂上,倒扣着悬在我眼前。黄色、黑色的数据线,在头上和枕边缠绕成一团,像屋外扯不清的电线网。
手机投屏在电脑上,平时用它,不用伸手。付款的时候例外。手机会突然黑屏。支付有安全保护,密码不往外投。电脑上那排数字,也跟着没了。
我只能让母亲把手机从悬臂上拿下来,凑近了帮我按。
她患过脑梗,手不灵活,失了准头。悬臂没卡稳,手机掉下来,直接砸在我脸上,很疼。
普通人被砸了,手一伸就能揉,头一偏就能躲。我躲不开,也揉不了,只能硬生生挨着。等那一阵痛过去,才皱着眉说一句:“妈,慢一点。”
屏幕的光,是我在这间屋子里唯一能触碰到的“外面”。我的手握不住它,只能让它来将就我的眼睛。我连翻个身都要靠人帮忙。这台手机、这台电脑,是我仅有的两样——不用求人、不用看脸色,就能和这个世界对话的嘴。
那一两千块钱的加价,够母亲吃小半年的肉,够发玲姐半个月的工资,够气垫床的泵一直响。
我的眼睛又涩又痒,常常红红的。我盯着这块屏幕,敲出一个一个字。
我听见玲姐在厨房里切菜的“笃笃”声。我只能盯着我的屏幕,敲下这行字。
“笃笃”声停了。
门帘一掀,她端着碗,一拐一拐地进来了。
(钟展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