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平

母亲没有唠叨“你要勤俭、你要吃苦、你要坚韧”，记忆中的她只是日复一日地在溪边弯腰、在灶前忙碌、在田埂上把谷袋扛上肩。我所有关于勤劳的启蒙，都来自她洗衣时翻领口的指尖、挑水时换肩的利落、晒衣时翻过来的细心。这些动作没有台词，却比任何课本都深刻地教会我：日子，是用手一寸一寸搓出来的，用肩一担一担挑出来的，用汗一季一季熬出来的。

小时候没有洗衣机，大家都到村前小溪洗衣服，一边聊家长里短，一边劳动。

最初，我是作为小孩的身份旁观。大人不放心把我单独放在家里，便带着我一起到溪边，等着她洗完衣服。后来，我学着母亲的样子，把衣服浸湿摊在石板上，撒上洗衣粉，用刷子用力刷，再放在水里不断摇荡，提起搓洗，反复几次，拧干放桶里。母亲在旁边用她的“民间科学”逐一指点：衣领、袖口、前襟，要洗得格外仔细，内衣内裤要洗反面；洗衣粉要撒得均匀，恰到好处，要不然反而更脏了；漂洗干净与否，就看搓出来的水泡是透明还是白色，以及手是否还会滑腻；晾衣服要翻过来，因为深色的怕晒褪色，浅色的容易被碰脏。我牢记母亲的教导，很快掌握了洗衣服的要领，成为小溪边洗衣大军里年纪最小的成员。洗衣服，是我融入成人世界的“仪式”。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在婶娘们的夸赞声里，我懂得了“认真做事”会发光。于是我爱上了劳动。

八岁那年，我学挑水。

彼时个头刚比扁担钩高出一截，一不小心，水桶底便会磕到地上。我走到围龙屋前的水井边，模仿母亲的模样把井桶荡进井水，可腕力不足，井桶在水面直打转，好不容易灌进半桶，提上来时又洒了三分之一，我珍惜地把井桶里的水倒进水桶里。衡量着自己的力气，只各装了半桶。担子压上肩那一刻，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千斤重”。我咬着牙，两手死死抓住钩子，走一步，晃三晃。当我憋红着脸，跌跌撞撞走到家门口时，两半桶水竟少了一半，裤腿却全湿了。

晚上，母亲用我挑的水煮了一锅粥。我咂咂嘴，原本寡淡的白粥居然有了丝丝甜味儿——这滋味，是生活给一个女孩最初的犒赏，是向少年生活“宣战”的号角。此时我也明白，有些事做了不一定有掌声，但生活自会回甘。

有了几年挑水练出来的底子，肩膀的承受能力也越来越强。13岁那年，我们农场的柑树砍了，改种稻田。丰收的时节，正值抢收无人可替，母亲便安排我帮着把刚脱粒的稻谷挑回家。回家的路程必须经过长长的一段铁路，轨道上根本不能平放箩筐，我怕箩倾谷倒，只好忍着肩膀的剧痛和喘不过气来的急促，挑着一担生谷，咬牙撑着走完三公里。那一担还沾着露水的谷粒，母亲也没料到至少重130斤。本来我还要蹿个的，那担谷压过以后，身高好像赖在161厘米，再不肯走了。那担沾着晨露的湿谷，已经不只是重量，更像一个少年踉踉跄跄地行在铁路砧木上，向成年交出的投名状。

如今洗衣机替代了溪边的搓衣石，自来水接进了厨房，收割机轰隆隆开过田野。但每当我拧毛巾习惯性对折再用力，每当晾衣服下意识翻面晾晒，每当遇到难处熬一熬——我就知道，故乡村前的溪水，还在心里淙淙流着从未停歇；那130斤的谷担没白压，而是把客家人“肯做、能做、耐得苦”的根，牢牢烙进骨子里。

母亲没教我琴棋书画，却日复一日地口传心授了最朴素的活法：做事要认真，扛事要担当。而我，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