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裕昌

我们的青春，是坐着军列南下，是黑夜里攥紧方向盘，是战友手心攥着的四颗螺杆，是雨夜里挤在猫耳洞里的相互打气。

窗外，梅江水静静流淌。人到暮年总爱翻旧物——抽屉底层那枚磨去棱角的三等功章，还有一张边角卷翘的全班合影，总在某个晒着太阳的午后，把我的思绪拉回1979年的中越边境的群山里。

我1975年参军，分到部队学开车，后来当上了迫击炮连的司机班长。那几年军营日子简单，白天练驾驶、修车辆，夜里站岗备勤，只想着把技术练扎实，哪天国家需要，能顶得上去。1979年初，边境局势紧了，部队转入一级战备，整整一个月全员守在营区，检修车辆、清点物资，连睡觉都和衣躺着。

誓师大会那天，军旗在风里猎猎响，大伙站得笔直，没人说话，可眼神都亮着。没过多久，我们登上南下的军列，一路往广西开。千里行军，最难忘的不是奔波的累，是战友间那份不说出口的惦记。

军列停在湖南冷水滩站，只有一小时休整吃饭的时间，连日赶路大家都乏了，纷纷下车活动。可班里的黎姓战友却没往食堂去，他攥着个螺杆样品，独自出了站。前一天我们的战车出了故障，缺几颗固定螺杆，按计划到站后这车怕是要报废。发车的哨声响了，大伙都上了车，唯独不见他回来。车厢里静悄悄的，都扒着车窗往站口望。就在列车缓缓启动的刹那，看见他从街口往这边狂奔，跑到车边时满头是汗，手掌心里紧紧攥着四颗螺杆，指甲缝里全是灰。那天我没说话，可鼻子一阵发酸。就为了一台车、一个集体，他饿着肚子在陌生县城跑了整整一小时。军营里的兄弟情，从来不是嘴上说的，是你放心把后背交给他，他拼尽全力也不拖你后腿。

到了广西宁明驻地，战前整训抓得紧，配发实弹、学越语喊话、练战地避险，每个人都收拾好了随身小件物品，做好了上前线的准备。2月17日凌晨，战斗打响了。我们跨境开进，连着五天五夜没合眼。

越北的山路难走，坑坑洼洼全是弹坑，夜里行军不能开灯，四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谁也不知道路边有没有地雷、有没有伏兵。我开着头车走在最前面，方向盘攥得手心出汗，每往前挪一公里，都提着一口气。中途有战友熬不住了，换了新手司机上来，车开得晃晃悠悠，眼看就要往路边滑，我赶紧接过来稳住方向，一点点把车带回正轨。那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身后几十台车、上百个弟兄，我得把他们平平安安带过去，也能平平安安带回来。

最险的一次是在奔赴高平的夜里。四周静得只剩发动机的声音，我盯着前方模糊的路面，忽然觉得哪里不对，下意识一脚踩死了刹车。下车摸黑往前走了几步，浑身冷汗瞬间就下来了——前面的桥早被炸断了，黑黢黢的深沟就在车头几米外。那天车上坐着20多名指挥排的官兵，还有作战仪器和炮弹，但凡晚踩刹车一秒，后果不堪设想。回到车上，半天没说出话，不是觉得自己机灵，是后怕。

到了高平战区，我们挖了猫耳洞驻扎。那天夜里下大暴雨，洞里很快积了水，又冷又潮，有战友熬不住想出去找地方避雨，我拦住了，外面是敌军炮击的重点区域，桥下遍地地雷，黑灯瞎火往外跑，才是真的危险。我跟大伙坐着聊天，讲家里的事，讲回去要吃什么，就这么在泥水里熬了一整夜。

战地的日子，生死常常就在一瞬间。有一次途经高平大桥附近，忽然一声巨响，地雷炸了，硝烟里，十几个战友倒了下去。我看见团政治处肖干事躺在地上，伤得很重，赶紧掏出身上仅有的两副急救包给他包扎止血，然后沿着崎岖山路走了500多米，把他送到了救护车上。看着救护车开走，我心里只默念：可一定要活下来啊！

还有一次夜间运送物资，车队遭遇伏击，队尾的车中了弹，有战友负了伤。我们顶着炮火往前冲，最终准时准点把人和物资送到了阵地。那一战，二营的副营长牺牲了，那么年轻的一个人，永远留在了边疆的土地上。那时候才真切地懂得，和平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有人把生命留在了远方。

1979年3月16日，我们完成任务回国。后来我们司机班立了集体三等功，我个人也立了三等功。可这枚章我很少拿出来说，功劳从来不是哪一个人的，是全班弟兄熬出来的，是那些没能一起回来的战友，用命换回来的。

47年过去了，军装早就脱了，可我骨子里的东西没变。如今每天沿着梅江走一走，看街上人来人往，孩子们背着书包上学，菜市场里热热闹闹，就觉得心里特别踏实。

把最好的青春献给了祖国边陲，我感到无上光荣。青春有很多种过法，我们的青春，是坐着军列南下，是黑夜里攥紧方向盘，是战友手心攥着的四颗螺杆，是雨夜里挤在猫耳洞里的相互打气。

我这一生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功绩，只是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和千千万万普通士兵一起，站到了该站的位置上。岁月静好的日子里，偶尔想起那些并肩的人、走过的路，只觉滚烫如初，不负韶华，亦不负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