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玉

走进百侯镇，便走进了一本翻开的老书。那些古建筑静默地立在街巷两旁，砖墙黛瓦间渗着岁月的暗香。这里的房子不声张，没有飞檐翘角的张扬，却自有一种端然的气度——门楣上的匾额、柱础上的雕花、天井里的青苔，都在悄悄说着什么。等我走进南麓公祠，也就是“百侯翰林文化展览馆”时，那话语才渐渐清晰起来。

祠堂里光线幽微，几缕阳光从天井斜着切进来，浮尘在光柱里缓缓游动。墙上挂着一幅幅简介、一张张书画，我站在那里，一字一字地读，仿佛闻到一种香气，那是书卷的墨香与田间的稻香交织在一起，似兰，如麝，直透到心灵深处去。

我这才知道，这个方圆不足百平方公里的小镇，在明清两朝竟出了五位翰林、二十三位进士、一百三十四位举人。百侯，百侯，这名字的确不虚。“一腹三翰林，同榜三进士，同堂四魁，同堂七魁”的佳话，至今还在客都流传。而杨士薰家族，又是这佳话里最亮的一笔。

明代嘉靖年间，杨氏八世祖便修建书斋作为学堂，延请名师教育子孙，立下“勤读精思，书香不断”的家训。那书斋如今怕是早已不在了，但那份心思却像种子，一代代生根发芽。杨士薰为了儿子杨之徐进京赶考，铁锅当了，田产典了，但凡能换钱的都换了。这让我想起古书上说的“孟母三迁”，天下的父母心，皆是一样的。杨之徐不负父望，高中进士。更难得的是，他与大夫人所生四子，两人中举两人中进士；与二夫人饶氏所生三子，竟全考中进士、翰林。“一腹三翰林”说的就是饶氏。这位母亲该是怎样的欣慰，又是怎样的寂寞呢？三个儿子都在京中为官，她独守老宅，或许就坐在我站立的天井边，看阳光一寸寸移过青砖，心里既骄傲又空落落的吧。

再看那三位翰林的儿子中，又出了八位举人。墙上的光荣榜一直延伸到现代，杨家最年轻的后代，二十七岁已是美国名牌大学的博士生。血脉里的书香，是隔了几百年也断不了的。

南麓公祠的墙壁上，还保留着杨之徐金榜题名的文章。“大贤言性之故以明智，可不劳于所求矣。夫智具于性，而性之故则利焉而已……”这讲思想道德重要性的句子，今人读来或许觉得迂阔，可细想之下，一个人若没有根底的修养，再多的才华也不过是无根之木。杨之徐为官时以才学治国安民，被贬回乡后仍致力于修书立说，文章的筋骨里透着的正是这种“性之故”的执着。

杨之徐的儿子杨缵绪官至按察使，被誉为“再世包公”，秉承的正是父亲的风范。我读他的《双柳赋》：“当其微云乍敛，皓月初升，凉颷渐起，银汉愈澄。透疏林而金波彩漾，垂碧影而玉露光莹……”如月下散步，清风拂面，凉露沾衣，清逸里藏着温润。父子二人的文章都如行云流水，真正做到了“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

常听人说，做个好父亲是男人一生的事业。这事业里最要紧的，一是成为孩子的榜样，二是陪他们长大，帮他们长成一个身心健康、人格健全的人。杨家世世代代的父亲们，大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才有了这满门的荣耀，有了这耕读传家的余韵。这个家族，无论放在大埔这片土地，还是放在整个中国，都如高山巍峨，大树葳蕤。

走出通议大夫第——杨缵绪的故居，步入鹅卵石铺就的小巷。那些曲曲折折、呈“人”字形的巷道，在明净的天地间延伸。阳光从云隙间漏下来，洒在沧桑的屋檐上，打在滑亮的鹅卵石上，光斑跳跃着，恰似诗的平仄。一脚一脚踩过去，能感到石头的滑润，那是几百年脚步打磨出来的温度。我想，那些赴京赶考的举子，那些荣归故里的进士，也曾这样走过吧。鞋底与卵石相击的声音，在时光里回荡了数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