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汪曾祺先生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这与他痴迷读书、尤爱读杂书有很大关系。汪曾祺在《谈读杂书》一文中写道：“我读书很杂，毫无系统，也没有目的。随手抓起一本书来就看。觉得没意思，就丢开。”并在《开卷有益》中主张：“看书看得杂一些，即不只看文学书，文学之外的书也都可以看看。”“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或有志成为作家的青年，应该博览群书。”

汪曾祺从十一二岁起，就开始读杂七杂八的书。杂书的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借老师的书。从小学到初中，汪曾祺的国文老师都是高北溟，他曾从高先生那里借阅《郑板桥全集》。也从另一位启蒙老师韦子廉那里，读了几十篇桐城派的古文，如姚鼐的《游泰山记》、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

二是“一折八扣书”。这种书在20世纪30年代颇为盛行，其售价按定价一折后再打八扣，比如定价一元，实售八分，非常低廉，当时的中学生大多购买这类书籍。汪曾祺先后买过笔记小说如《子不语》《夜雨秋灯录》《续齐谐》等，也买过李清照的《漱玉词》、朱淑真的《断肠词》、陆游的《剑南诗钞》等诗词集。

三是旧书摊。这成为他后来淘旧书、杂书的主要渠道。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时，汪曾祺虽经济拮据，仍从文明街的几家旧书摊购得《辞源》等工具书。在上海市私立致远中学教书期间，他常在地摊购买杂书，比如张岱的《陶庵梦忆》、汤显祖评本《董解元西厢记》等。

汪曾祺坦言，他读杂书的时间，比看文学作品和评论要多得多。这些杂书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有关节令、风物、民俗的著作，如《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第二类是方志、游记、杂论，如唐代刘恂的《岭表录异》、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他也喜爱草木虫鱼类的书，如法布尔的《昆虫记》、清代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陈淏子的《花镜》。此外，他对书论、画论也颇有兴趣。还有一些书难以归类，如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宋慈的《洗冤集录》等。

汪曾祺认为读杂书至少有以下几点益处：第一，是一种很好的休息。他觉得，泡一杯茶，闲靠沙发，读一册杂书，比打扑克惬意得多。第二，可以增长见识，认识世界。比如，从法布尔的书里知道蝉原来是聋子，从吴其濬的书中得知古诗里的“葵”原来就是苋菜。第三，可以学习语言。杂书往往文字随意、自然，并非正襟危坐、刻意而为，却自有情致，且接近口语。第四，从杂书中能悟出一些写小说、写散文的道理，尤其是书论和画论。小说、散文的各部分，应当“情意真挚，痛痒相关”，这样才能做到“形散而神不散”。（刘琪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