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怡林

今年清明，回了一趟兴宁老家。

村口那株野桃还在，只是枝头的花早已谢尽。剩几片迟落的残瓣，颜色淡得快要化进叶子的绿里，风一摇，便簌簌地打在路面上。李后主那句“林花谢了春红”，不知怎的便浮了上来。倒也不是存心伤春，只是觉得日子真快——上次回来时还是正月，满树红灼灼的，转眼就只剩这一树沉沉的绿了。

邻居马伯屋后那棵枇杷树，倒是挂了果。青的多，黄的也有几颗。母亲说，今年没人来摘。这话听着耳熟，去年回来她也这么说。我想起小时候，这棵树是极热闹的。果子才泛一点黄，邻近的孩子便探头探脑，觑着马伯不在，年纪大的便举着长竹竿敲。我们几个年纪小的，聚在树底下扯着衣襟接，果子落下来，兜住了便塞进嘴里，酸甜酸甜的。马伯看见了，也不过隔着墙头吼两句，叫我们莫要打坏了树枝。现在呢，果子就那样挂着，熟透了便自己落，落到草窠里，无声无息地烂掉。左右几户都搬去了城里，空着的房子，屋檐下的杂草长了半人高，看着有些荒。

田里的情形也差不多。从村头踱到村尾，一路望过去，有一种野生的、不管不顾的生气。有个本家的阿叔，六十好几了，一个人还守着两亩水田。我问他怎么不歇歇。他说：“不种，心里空落落的。”又说，“后生都走了，地总要有人看着。”语气是淡淡的，像在说今春的雨水，或者哪家的闲事。他往远处指了指，脸上有了些笑意：“不过你看那边，那块地刚被流转出去，听说要搞现代化种植，过阵子就热闹了。荒地变良田，光景总会好起来。”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心里那点闷，也跟着散了些。

刚回来那两天，心里确实不大舒展。花谢了，人走了，房空了——样样都叫人提不起劲。

第三天去城里办事，在村口碰见阿锋。他开辆半新的面包车，顺路捎上我。阿锋年纪比我略大，三十出头，是隔壁村的，前些年一直在珠三角的厂里做工。我问怎么回来了。他想了想，眼睛没离开前头的路，只说：“我爸去年走了，家里就剩我妈一个人。”我问往后什么打算。他笑了笑，像在给自己打气：“上个月刚包了二十亩荒地，试着种点辣椒。有政策兜底，心里踏实。先待着吧，走一步看一步。”我顺着他的目光，望见后排座上，撂着一袋化肥，还有几本大棚种植的书。

晚上，母亲睡得早。我一个人搬了张矮凳，在门口坐着。没有月亮，星星倒繁密得很，屋后传来几声虫鸣，怯怯的，断断续续，像是在试探这个春末的夜。忽然就想起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夜晚，我们几个孩子在晒谷场上追萤火虫。追到了，就宝贝似的装在玻璃瓶里，看它们屁股上一闪一闪地发光。有一回我捉了七八只，瓶子亮得像一盏小小的灯。我把它放在枕头边，看了半夜才睡。第二天醒来，萤火虫全死了，躺在瓶底，小小的，黑黑的。我难过了许久。伯娘说，萤火虫是养不住的，它们要回田里去的。那时不懂，现在想想，好像有些明白了。有些东西，原来是关不住的。

次日临走，我又绕到马伯屋后，去看那棵枇杷树。树下果然落了不少果子，有的已经烂成一摊，有的半烂着，露出里头褐色的核。我蹲下身，从草里捡起一颗。核是硬的，握在手心里，有种沉实的质感。不知怎的，先前心里那点闷，忽然便散了。

林花谢了春红，原是很自然的事。谢了之后呢？果子便结出来了。果子落了，烂了，核却留在地里。来年春天，土里总会冒出些新的东西来——不一定还是枇杷，也许是旁的什么，但总归是活的。庄子说“安时而处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花开花落，人来人去，各有各的时节。要紧的是，土还在，根还在。只要土里还留着一点东西，春天便总会再来的。

车子开出村口的时候，我又回头望了一眼那株野桃。花是真的一朵也不见了，叶子却比来时更密，绿沉沉的，在风里轻轻地摇。远处的田埂上，隐约有几个人影在忙碌，新翻的泥土气息，顺着车窗飘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