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梓煜
“幽默” 一词，由林语堂在20世纪30年代引进，他认为幽默是 “笑着面对生活的荒诞”。梅州本土知名作家罗青山继承这一理念，灵活运用幽默手法，提升作品可读性与传播度。他的杂文集《开窗亮话》一书，其中的幽默话语可从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进行划分：话语内容层面包括情节型幽默与事理型幽默，话语形式层面涵盖蒙太奇型幽默与语言型幽默。这些幽默话语相互配合，让思想的传递更富感染力，为杂文增添独特的艺术光彩。
情节型幽默：归谬与递进
情节型幽默依托于事件过程的叙述，通过巧妙的故事编排引发读者共鸣与思考，或借助逻辑推理揭示事理真相，以达成最佳表达效果。其具体体现为归谬式与递进式两类。
归谬式情节型幽默，是先假定对方观点成立，经推导得出荒谬结论，以此吸引读者并促其深度思考。在《英雄也要论资格？》中，作者开篇便抛出英雄是否完美无缺、是否需要资格的问题。若英雄需论资格，那“五十步笑百步”者有无笑的资格？文中讲述了一个虐待父母者，面对邻居谴责，却让邻居先管好自家妻子，最终致使父亲求告无门、上吊自杀。这种“资格论”者竟将自身不法行为合理化，酿成悲剧。试想，“资格论”者面对歹徒时，是坐等够格英雄，还是临阵脱逃？这般荒谬结果，配合幽默论述，不禁引人反思：面对如陆刚般的英雄，“资格论” 者有何资格讽刺其不配？毕竟人一生有功有过，英雄也不例外，如此 “资格论”显然不成立。可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是解构旧认知、重塑新视角的良方。杂文运用此手法，摧毁伪理根基，实现大众思想启蒙。
递进式情节型幽默，是通过层层推进论点，剖析人物行为，引导读者思考不合理现状并寻求解决办法。以《密室拒金佳话猜想》为例，东汉清官杨震的 “密室拒金”故事令人称奇。罗青山以幽默且讽刺的语言，对这一佳话进行了有趣猜想。从人物动机分析，行贿人王密既选密室交易，自然不会是传播者，排除嫌疑。而受贿人杨震，动机或是故意传出以博好名声，或是与亲友闲聊时说漏嘴。再考虑当时官员腐败泛滥，士大夫为应对监察部门质询无计可施，便将行事古怪的杨震塑造为“廉政大典型”。作者不禁反问，在腐败成风的社会，为何没有类似“廉政大典型”出现？并引用毛主席的话“一事当前，共产党人要多问几个为什么”，暗示解决之道。这种对腐败官员群体行为的揭示，让人好气又好笑。所幸，如今中国社会已大不相同。我们的党刀刃向内大力反腐，从源头上扼杀腐败现象，依法惩治腐败分子，守护社会风清气正。
事理型幽默：逻辑悖论和因果倒置
事理型幽默借助对生活哲理的诙谐阐释传递思考，以理性分析的方式来揭示现实中的矛盾、荒诞逻辑和反常识现象，具体有逻辑悖论式和因果倒置式两类。
逻辑悖论式事理型幽默以自相矛盾的规则构建逻辑闭环，康德将其描述为 “紧张的期待化为虚无”。幽默源于对生活荒诞的反思，恰似为生活这锅汤增添独特风味。在《俗解“辩证法”》中，老教授总结课堂，传授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应试技巧，要求学生以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举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学生们给出 “大人物坐小车，小人物坐大车”“买洋酒的不喝酒，喝洋酒的不买酒” 等所谓“生活中的辩证法”。学生看似“有理有据”地回答问题，实则充斥着对社会荒诞现象的调侃。这些荒谬行径的习以为常，折射出“官本位”思想的长期影响。作者借这充满悖论的幽默，斥责不良社会风气，呼吁有关部门与民众关注并重视，期望通过教育等方式，破除陋俗，端正思想。
叔本华指出“幽默源于概念与现实的错位”，当理性察觉现实与抽象概念不符时，便产生因果倒置式事理型幽默。杂文《优汰劣胜》以与“物种进化论”相悖的标题，揭示现代社会中“优汰劣胜”的反常现象。按理说优胜劣汰是进化趋势，但人为设定的竞争条件缺乏公正性，导致“优汰劣胜”的出现，危害社会风气。文章点明，错不在竞争本身，而在规则制定与监督者，强调需建立监督机制，以法律规范才能根除这一乱象。在《哀 <哀王孙>》中，国内部分精致利己主义者哀叹克伦茨的末路，作者却认为可笑可哀的是这些人。从民族利益角度，克伦茨是值得尊敬的伟人，而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人，其思想因果倒置，实为封建残余。两篇文章借因果倒置式事理型幽默，批判社会问题，引发对深层现象的反思。
蒙太奇型幽默：错位拼接生荒诞
蒙太奇型幽默通过跳跃的叙事结构与历史/现实的场景切换制造张力：或让古今碰撞，或使互文对照。这种错位拼接产生的荒诞感，引发读者在讽刺性对照中的顿悟，促使其审视权力本质与历史循环的恒常性。
《破“身奴”与除“心奴”》从“身奴”与“心奴”这一古今碰撞的核心意象出发，直指国人奴性之弊，强调唯有同时破除“身奴”（肉体束缚）与“心奴”（精神桎梏），方能推动社会民主转型。当下，“身奴”虽已罕见，然“心奴”根深难除，尤其在权力场中。因监督缺位，特权阶层紧握权柄，“乌纱帽甩卖”“招工招标甩卖”等乱象丛生。究其根本，在于对权力与金钱的盲目崇拜，唯利是图，礼义廉耻荡然无存，更深层源于两千年封建枷锁。偶像崇拜观念根植血脉，导致民众缺乏自由思想与民主意识，既不擅以法律捍卫权益，更无力变革旧制、创建新章。其心灵深处，唯匍匐期盼“青天大老爷”或“好皇帝”降临救世，幻想重返虚幻天堂。此等思维实为开历史倒车，终将被时代巨轮碾碎——其奴性深重，诚为可悲、可怜、更复可笑之图景。
在《“秘书‘祸水’说”质疑》中，罗青山以“历史-现实”快速剪辑的手法，有力驳斥“秘书‘祸水’说”之荒谬。作者在研究古代吏治文章时，发现部分观点将领导干部堕落腐化归咎于秘书，甚至类比古时宦官，主张吸取“十万宦官亡大明”教训。对此，作者引用罗隐《西施》，借幽默笔触揭示历史中秘书“背锅”本质，引导读者探寻理论真相，避免被谬论误导。文中通过对比秘书与宦官面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做法，强调领导干部堕落的主因是自身道德水准，秘书的影响仅为外因，需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正如没有皇帝宠信就无宦官专权，“秘书‘祸水’说”实则颠倒因果，沦为贪官污吏的辩护工具。文章由此点明，唯有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与约束，才能真正解决其道德与作风建设问题。
语言型幽默：大词小用和称谓幽默
语言型幽默借助修辞技巧与文字游戏等手法展现文字魅力，其产生的诙谐效果既能触及社会痛点，又能引发读者会心一笑。其主要手法包括大词小用和称谓幽默两类。
大词小用是通过夸张用词突出事物特点，利用词语与语境反差实现幽默效果，引发读者思考。康德认为幽默能以喜剧形式揭示现实矛盾，促进反思。杂文《“文抄公”自白》借“文抄公”之口暴露抄袭行径，批判这类文人公敌。正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文抄”而成为“公”，足见造诣之深，周朝时便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而“公”排在“王”之后，足见其成果之高。文中用“生吞活剥”“抽筋剥骨”等成语，戏谑又详尽地描述抄袭秘笈，以幽默语言刻画“文抄公”的无耻，尽显作者的鄙夷。《带鱼的悲剧》同样运用大词小用写法。作者将带鱼作为公家年货受青睐的现象，与带鱼“窝里斗”致“一窝端”的习性关联，还用“德性”形容带鱼，调侃其因高性价比易被吃光，恐致灭绝。文章借诙谐表达，告诫人们不可只顾私利，应服务大众，凸显大词小用在说理与讽喻中的独特运用。
称谓幽默以错位感、夸张感，结合双关、隐喻，制造幽默与讽刺效果。在《洋讳》中，作者从欧美国家的“避讳”文化切入，如将美籍黑人称为“African-American” ，残疾人称作“能力残缺者”，展现西方的“政治正确”。同时，对比某些作家笔下“洋雷锋”般的外国人，与国内诸如“我爸是李刚”这类负面事件，借“洋讳”讽刺20世纪90年代部分国民言行不一，呼吁树立平等理念。在《抬杠不已的“小品家”与“杂文家”》里，1991年是羊年，说羊与反说羊文章大量出现。“小品家”靠说羊谋生，“杂文家”则激烈反对，二者看似对立，实则相互依存。文章通过夸张的称谓对比，讽刺双方陷入“五十步笑百步” 的思维误区，批判这种片面的认知与处事方式。
结语：春秋笔法与微言大义
在《开窗亮话》中，情节型幽默构建故事框架，事理型幽默深化主题内核，蒙太奇型幽默拓展时空维度以升华内涵，语言型幽默则强化表达感染力。这四类幽默话语相辅相成，通过鲜活故事、深刻哲理、时空交织与巧妙修辞，提升杂文可读性，从而引发读者共鸣，启迪大众思维，发挥敏锐的社会监督预警作用。四种类型的幽默话语或蕴含微言大义，或巧用春秋笔法，都是作者抨击腐朽、传递智慧的有力武器，字里行间贯穿作家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共同服务于杂文揭示社会问题、启迪哲理思辨的创作宗旨。
（作者为嘉应学院文学院2104班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