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玉秀

端午的粽子仍在冰箱一角，才过端午，又忆端午。

在我的故乡，端午又叫“五月节”。那时节，阿嬷总要提前几日张罗包粽子。幼时的我总不明白，为何偏要在这日吃粽子。问阿嬷，她摩挲着粗糙的掌心，只说这是“古人传下来的规矩”。直到后来在学校里，听老师讲屈原投江、讲《离骚》的悲怆，才懂得这小小的粽子，裹着千年的家国情怀。

记忆里，包粽子是一件大工程。阿嬷会把糯米、绿豆、红豆提前一晚浸在不锈钢盆里，清水漫过豆米，像给它们盖上一层薄纱。次日天边刚露出鱼肚白，阿嬷挎着空竹篮匆匆出门，她要赶在大伙之前去到村里唯一的一家猪肉档，精心选上一块肥瘦相宜、层次分明的五花肉。等她把肉洗净切块，用盐和酱油仔细腌上，厨房里便弥漫开咸鲜的酱香。这时，另一碗清水里，圆滚滚的花生米正吸饱了水分，像一群安静的胖娃娃沉在碗底。与此同时，她把泡发的米豆沥在大大的菜篮子里，水珠簌簌落下，像一群欢快的鱼儿蹦蹦跳跳奔向远方。

厨房的窗户下，是另一番忙碌。我踮起脚尖，双手用力压下那冰凉的铁井把，吱呀——吱呀——清冽的井水便哗啦啦涌进桶里。姐姐蹲在地上，把大捆的粽叶浸在我刚打上来的井水中，手指灵巧地翻动着，洗去叶面的微尘和绒毛。青绿的叶片在清水中尽情舒展，水滴顺着姐姐的手腕滑落，她偶尔甩甩手，溅起的水珠便调皮地跳到我的脸上，凉丝丝的，厨房里回荡着我们的笑声。

最难忘是看阿嬷包粽子。她枯瘦的手指忽然变得灵巧起来——粽叶在她掌心一折就成了漏斗，舀一勺糯米垫底，填上那酱香四溢的肉块和吸饱水分的胖花生，再加一勺糯米。长满老茧的指节翻飞间，青叶裹住雪白的米团，麻绳绕三匝打个结，一个棱角分明的粽子便诞生了。我常看得入神，直到厨房里蒸腾的热气模糊了视线，才发现菜篮子里早已堆起小山似的粽子。

五月节有三件要紧事。头等自然是包粽子，其次是挂艾草、菖蒲。阿嬷总在端午清晨挎着竹篮去小溪边，归来时篮里躺着艾草与菖蒲，沾着露水的叶片散发着淡淡的植物的清香。她用红绳将它们扎成束，悬在门楣上，说能防病驱蚊。那些摇曳的绿影在门框上投下斑驳，像一道温柔的结界。自阿嬷走后，门楣空了，只剩两根生锈的铁钉寂寞地钉在那里。

最后一件是撒硫磺粉。大人沿着墙根细细撒下黄色粉末，空气里顿时弥漫着刺鼻的气味。我们却觉得安心，仿佛这圈黄线真能阻隔蛇虫的侵扰。如今想来，这些习俗里藏着客家人对自然的敬畏，就像阿嬷总说的“草木有灵”。

灶台上的粽子咕嘟作响，水汽在玻璃窗上凝成泪滴。还有三日便是端午，我备好了粽叶、麻绳、五花肉和花生等物品。指尖笨拙地模仿着记忆里的动作，试图折出那熟悉的棱角，麻绳缠绕，却总不如阿嬷手中那般服帖。蒸汽氤氲升腾，模糊了眼前的光景，恍惚间，仿佛又见那双枯瘦灵巧的手，在氤氲白气中翻飞、叠拢、收紧……待雾气稍散，案板上静静卧着的，是几个棱角尚显稚拙的粽子，裹着沉甸甸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