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思梅

凌晨四点，安民听见有人敲门。他披衣打开门，见建良站在门口，神秘地说：“那封信闯大祸了！”没等安民说话，转身回家去了。安民立在灯影中，看着建良佝偻的背影，喃喃地说：“作孽啊！”

他们俩是发小，一同长大，一同进城打工。60多岁，建良就得了痴呆病，脑子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最近更是离谱，三更半夜敲安民的门，丢下那句莫名其妙的话就走。原以为是痴人说痴话，三番几次后，安民才恍然大悟，反应过来：30年前的那封信，成了建良的心结。安民心里隐隐作痛。

那时他们30出头，孩子已出生，媳妇年轻水嫩。他们跟着村建筑队到城里打工，媳妇在家种田、照顾老人和孩子。通常他们过年才回一次家，要是买不到车票，两年、三年回一次家也搞过。那年春节，建筑队提前放假，他们开开心心回到家里，准备过个幸福年。除夕夜，吃过年夜饭，建良拎了一瓶酒，到了安民家，也不说话，一杯接一杯喝闷酒。新年的鞭炮声热热闹闹地响了起来，安民催他回家放鞭炮。建良不理会。安民在大门口放了挂鞭炮，又放了束烟花。回到客厅，建良还像木头一样坐着。安民说：“有什么心事吗？”建良嚎啕大哭。建良说：“村长把我媳妇偷走了。不但把人偷了，心也偷走了。我媳妇要与我离婚！”建良的哭泣声夹杂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

安民风闻过建良媳妇的事，但从建良嘴里说出来，他还是被震惊到了。在新年烟花闪烁的亮光中，他目睹了一个男人的崩溃。他媳妇没有建良媳妇漂亮，但一样年轻。他与建良一样常年不在家，谁能保证自己媳妇不会成为村长的下一个猎物呢？安民气愤地说：“狗日的，太欺负人了，我们弄死他！”

“杀了他？”建良满口酒气，瞪着血红的双眼，大着舌头问。

“杀人要偿命。”

“把他老婆绑了，弄了她？”

“冤有头债有主，账不能算在他老婆身上。”

“你有什么办法？”

“向政府告发他，让他把牢底坐穿！”

“我不想把我媳妇扯进去。”建良的声音明显小了。

“听说他把村里的水利款私吞了，我们告他贪污。”

“好啊！这方法好！”建良手舞足蹈起来，催安民赶快把纸笔拿来。安民见他激动得全身发抖，根本无法握住笔。安民说：“我来写吧！”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把举报信写好。建良说：“我避避嫌，还是你去寄信吧。”安民答应了。两人都没有在信上签上自己的大名。

建良没有离婚。过完年，他们进城打工去了。

年年都下龙舟水，那年端午节那天更是阴雨连绵。城市的夜灯已亮，建良在25层的脚手架上忙活，安民在地面上替他接了个电话。建良媳妇出事了。建良回家后带来了详细消息——政府调查了村长，调查人员找建良媳妇做了笔录，村长判了刑。建良媳妇跳了井。

“举报信真灵啊！”建良灰着脸说。

安民无话。他拍了拍建良的肩膀，转身离开了。

他们还在同一个工地干活，但见了对方，彼此的眼神都有些躲闪。

建良没再娶媳妇，安民老伴也去世了。他们的年龄都大了，城里的工地不再需要他们，他们成了村里的留守人员，种了些菜，养了些鸡。他们常在一起喝茶、晒太阳、发呆。村里变化很大，村道铺上了水泥，修了河堤，河堤上种了绿化树。他们经常结伴在河堤上散步，有次竟走到了隔壁村，这成了他们的谈资。30年来他们再没有提过那封信，直到建良痴呆病发作。

天亮后，安民来到建良家里。建良的样子不像个痴呆病人，他有条不紊地煮滚水、烫茶杯，用镊子把茶杯夹到安民面前，先给他倒茶。茶过两盅，安民从兜里掏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打开发黄的信纸，颤抖着递给建良：“这是我们当年写的信，我没有把它寄出去。”

建良这时头脑比任何时候都清醒，他睁大眼睛问：“你是说，我媳妇不是我们害死的？”

“不是。”

建良孩子般地哭了起来。

可是到了夜深人静，建良还来敲安民的门，对他说：“那封信闯大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