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锐

（图片由秘鲁中华通惠总局监事长陈伟业提供）

前言

今年初春，秘鲁中华通惠总局在广州举办“秘鲁中华通惠总局广东办事处成立五周年”系列活动，来自广州、中山、江门等相关地市领导、秘鲁驻广州总领事、秘鲁的青少年等100多人参加了活动。笔者有幸受邀参加，其间采访了秘鲁中华通惠总局监事长陈伟业先生以及其他客家会馆领导。现根据他们对客家人与秘鲁的关系作一番梳理。

秘鲁中华通惠总局由来

秘鲁中华通惠总局成立于140年前，它为促进中秘关系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1884年，清朝政府派出光禄卿郑藻如（1824-1894，香山人）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为保护秘鲁20多万华人权益，郑藻如请旨创设秘鲁中华通惠总局；1886年，秘鲁中华通惠总局正式奉清光绪帝圣旨设立，当年经秘鲁政府批准成立。据资料记载，光绪帝在纸上写了“覆帱无私”（意思是指施恩、加惠，无私心），赠给当时成立的秘鲁中华通惠总局，后由第五任驻秘鲁公使杨儒执笔书写匾，匾左有“宗人府丞-臣杨儒敬书”字样，后又由光绪皇帝御颁此匾——这也是光绪皇帝唯一一次为海外侨社颁匾。

秘鲁中华通惠总局最初的宗旨是“覆帱无私、通商惠工、义重合群”三项，又以“总理秘鲁华侨的慈善公益事业，加强华侨相互扶助，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维护华侨权益”为要旨，是秘鲁华侨、华人的全国性总机构，现有遍布全国的近三十个基层属会，客家人主导的“同义堂”“同升会馆”是其组成部分。

1925年，秘鲁中华通惠总局筹集侨资创办中华学校，后与驻秘鲁国民党支部创办的三民学校，一块合并为中华三民联合学校兴办华文教育至今。

秘鲁华侨华人的命运与祖国休戚与共，他们曾饱经饥苦，但在祖国危难之时倾其所有踊跃输将。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有四块奠基石铭刻着秘鲁同胞对辛亥革命的支援。抗日战争时期，秘鲁中华通惠总局组织抗日宣传筹饷会，领导侨胞捐款支持祖国抗战，共捐款100多万美元。总局属下的隆善社举行墨宝义卖筹饷，周恩来曾题词赞曰：“万里外六千侨胞，统筹债捐达二百万秘币，是侨胞之模范，是抗战之光荣。”这些墨宝至今保存在隆善社陈列室内。

辛亥革命前，通过卖猪仔来到秘鲁的华人华工，受尽委屈和磨难，叹息有生之年难叶落归根，时刻想念家乡：“不胜番儿役，鞭扑无完肤；无风何惨惨，雨云常载途；父母不可唤，兄弟隔海隅；此生有归期，敢怨衣食无；死为冻死鬼，犹得依吾庐。”为了让华工实现回家梦想，1909年，秘鲁中华通惠总局筹捐大宗款项，遣送贫老华侨回国，在广州市设立秘鲁华侨安集所，并购置多处房产安置归国老侨。

为了更好地服务秘鲁华侨华人，延续秘鲁前辈们在国内打下的基础，管理好这些物业，在各级有关部门的支持下，2018年12月18日，秘鲁中华通惠总局广东办事处获得境外非政府组织机构登记证书，同时希望秘鲁华侨华人继续发扬“复畴无私”的伟大精神，为发展中秘友好关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秘鲁华侨华人溯源

谈到秘鲁的华侨华人移民的历史时，秘鲁中华通惠总局监事长陈伟业认为：华侨华人移民秘鲁的原因正如《梅州侨批》所叙述：“海外华侨的出国原因无外乎三种：一是由于改朝换代、政治迫害、战乱等政治原因；二是天灾、生活贫困、继承产业等生活原因被迫流落海外。三是有一部分人，在国内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后，自己筹钱，漂洋过海，移居海外，向外发展……”

根据当地的史料载，明清时期就有中国商人、工匠、水手抵达秘鲁经商或做工。1613年，在今天秘鲁首都利马就已经出现了一个亚裔社区，而其中多数人都是华人。但是，华人大量进入秘鲁是在“契约华工”之后。庞德古（Willem Bontekoe）在《难忘的东印度旅行记》中记述：……他们把这些中国人……两个两个地绑在一起，在胸脯上烙上“C”，——运往古巴，“P”——运往秘鲁，“S”——运往檀香山，“A”——运往南非等这样的“印记”卖出去。

1849年，首批“契约华工”运抵秘鲁卡亚俄港，在1849年至1870年之间，就有差不多8万到10万“契约华工”来到了秘鲁（其中有95%左右来自广东省），主要从事种植蔗糖、开矿、垦荒、筑路等。秘鲁闻名于世的首都利马到万卡约的中央铁路，以及许多重要的公路、矿山、港口，凝聚着华工的生命和血汗。

早期的“契约华工”基本是男性，为在当地定居并繁衍生息，与当地女性通婚也成了唯一的选择，后来的华侨华人中混血儿占比较大。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因为中国国内的战乱，许多人移民到海外，其中一部分前往秘鲁。后来，一些国家出现的歧视华侨华人的排华事件不断发生，不少华侨华人兜兜转转移民秘鲁。

改革开放后，随着华侨政策更加深入贯彻落实，不少人通过继承财产、留学、婚姻关系、港澳台移居等途径移居秘鲁，秘鲁的华人群体进一步壮大。

原本处于社会底层的华人经过百年奋斗，逐渐在秘鲁社会的许多领域取得了骄人成就。在1999年和2010年，两位名叫比克托·许会（Víctor Joy Way）和何塞·安东尼奥·陈（José Antonio Chang）的秘鲁华裔分别担任该国总理。而另外一位名叫路易斯·陈·雷耶斯（Luis Chang Reyes）的秘鲁华裔，还曾经担任过该国交通通信部长和驻华大使。另外，秘鲁迄今为止唯一的奥运会冠军埃德文·瓦斯克斯也是华人后裔。

秘鲁客家人寻根

据《古巴华工呈词节录》记载：丰顺县人钟春、钟日均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赴古巴夏湾拿的“契约华工”……可见梅州客家人很早就移民古巴。

1939年，古巴学者胡安·路易斯·马丁发表题为《古巴的中国人从何而来》的文章中，提到了中国移民群体内部民系的差异，并且特别指出华人移民主要是客家人和闽南人，华人移民古巴始于1847年，比华人移民秘鲁仅仅早了两年。秘鲁的华人情况，大体与此相同。

秘鲁汉学家柯裴（Patricia Marina Castro Obando）在《隐形的社群：秘鲁的客家人》中指出：1849年，首批中国移民从广东省出发前往秘鲁，其中就不乏客家人的身影。然而，有关客家人的记录却很少，因为他们经历的几次移民浪潮与中国移民的整体情况相似：第一波浪潮开始于1849年，主要是华工前往秘鲁从事农业种植、鸟粪开采和基础设施修建等工作；第二波浪潮自1874年算起，中国和秘鲁签订《中秘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商贸移民取代了劳工移民；20世纪初的第三波浪潮中，由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实施入境限制，中国工人不得不转移到其他拉美国家，这批移民被称为“加州华人”（chinos californianos），其中就有客家商人。“……从一开始，这一社群在秘鲁是隐形的。导致这一情况既有内因也有外因。1855年至1867年发生的土客冲突是内因之一，而外因则包括秘鲁社会无法从华人移民大社区中将各个族群识别和区分出来……”由此可见，前期的客家人是随着“契约华工”移民开发秘鲁的。

《梅州侨批》记载：清朝的不同时期汇寄的梅州侨批所附批银的支付货币不同，侨批币种除了清廷铸造的银币，还有墨西哥银圆、香港银圆、日本银圆、安南银圆、新加坡银圆、吕宋银圆、西班牙银圆、秘鲁银圆等。从梅州侨批的币种可以看出，梅州很早就有人移民秘鲁。

《太平天国梅州征战记》记载：1851年爆发的大规模反清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具有鲜明客家族群色彩的革命运动。在1864年天京城破后，太平天国的主要首领在攻城战中战死或被俘（俘虏中还有一些士兵、家属），这些俘虏被判以死刑，西方列强以“人道主义”为名施压清廷。清政府勾结西方列强，将太平军余部和他们的家属挂上“契约华工”的名义出售给西方列强，西方列强接收这些“劳工”，通过广州、香港等沿海港口登船，贩往南美洲智利北部的伊基克矿区，开采硝石和捡鸟粪等繁重体力劳动。

天京城破后，太平军残部逃亡南方，他们深感留在中国会被屠杀，于是决心出逃海外。资料显示：一支1万多人的太平军残部以“契约华工”身份来到了秘鲁。

他们与当地人通婚，出现了中秘混血儿，有些人甚至还会说广东方言。为了纪念当年的太平军，他们创建了“包巾节”，在每年的祭祖日，有些人还会回到祖籍地举行盛大的祭祖仪式——这或许可视作是他们对太平军的怀念。

由此可见，秘鲁客家人的历史，可以从有史料记载的1613年开始，历经“契约华工”、太平军残部的进入、继承财产、留学、婚姻关系、海外港澳台移居等途径移居秘鲁。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秘鲁定居，并逐渐融入当地社会。他们通过经商、务工或其他行业谋生，在秘鲁的农业、矿业领域、铁路建设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传承中华文化与秘鲁文化的融合

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当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展开对话时，就会更受重视。客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世界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束奇葩。柯裴指出，客家人主要有五大特征：一是客家人历史上经历了多次迁徙，这些经历让他们形成了面对各种情况尤其是不利条件时的坚韧性格和适应能力；二是客家人的家庭和社会结构极具凝聚力和团结精神；三是客家人在工作中勤奋努力，并通过接受教育实现自身进步和发展；四是虽然经历多次迁徙，但客家人仍保留了自己的文化遗产，如语言、音乐、美食、传统习俗等，这是他们的文化身份认同；五是作为一个融入新环境而不失身份认同的华人社群，客家人为文化多样性作出了贡献。客家人在秘鲁由隐形到显形的融合之路，深化了对秘鲁华人的历史与现实的认识。

在秘鲁，许多华人移民群体选择同当地女性通婚，直接融入秘鲁社会之中，其土生华裔群体还有个专门的族群名称，叫tusan，也就是中文“土生”两字的音译，其中多数秘鲁华裔都是混血人。

但是有着强烈的文化认同和民族归属感的客家人，却很少同非本族群女子结合，相反，很多女性跟随丈夫的脚步或经人介绍来到秘鲁，构建起以宗亲关系为纽带、文化代际传承的客家人社群，对中华文化在秘鲁社会的传承作出了独特贡献。

海外移民是一个艰辛的心路历程，在异国他乡，他们面临着许多困难。19世纪末、20世纪初，秘鲁种族主义情势严重，为此，海外移民建立社团会馆、贸易行会、客栈农场、庙宇宗祠、子弟学校、族群公墓等。其中由客家人主导的有“同义堂”“同升会馆”，成为客家社群显形的关键。

虽然秘鲁客家人逐渐融入当地社会，许多人已经不再使用客家话，但是，他们仍然认同自己的客家身份，同时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客家习俗和宗教信仰。

客家人在会馆里供奉关公，在以天主教为主要信仰的国度里，秘鲁人对客家庙宇仍然很崇敬。柯裴认为：秘鲁人去客家庙宇是为了San Acon（中国的关公）和学习看风水以及占卜。客家人在华人社区中建立祠堂，供奉祖先名字的灵位用中文书写；举办有华人学校，致力于传承和推广客家文化，将客家话融合进日常交流，并用拼音或变音的方式在西班牙语中留下了深远影响。每逢中国传统节日，如春节、清明节、中元节等，他们身穿传统华人服饰，承继客家传统祭拜活动，同时也融入了秘鲁的天主教文化，与当地的宗教节日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丰富的文化景观。

秘鲁华人很早就从事餐饮行业，中国厨师因地制宜，根据秘鲁当地的流行风味和食材改进了烹饪方法，结合一些当地特点创立了一个名为Chifa（中文“吃饭”二字的音译变体）的秘鲁中餐菜系，成为秘鲁本地最重要的菜系之一，“Chifa”已成为秘鲁中餐馆的代名词，成为各阶层都经常光顾的场所。

秘鲁客家人有许多在经营秘鲁风味中餐馆，他们与当地厨师或旅店老板合作，推广客家传统食谱和烹饪方法，他们采用当地食材，把客家饮食特色融入粤菜并结合当地口味，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混合风味，在伊基克的街头巷尾，将中式烹饪与当地食材结合的中餐馆渐渐多了起来；在利马的“Restaurante TiTi”（弟弟中餐馆）、“Restaurante Hakka”（客家菜馆）等，成为中餐特别是客家菜融入秘鲁美食的一道风景。

总的来说，在秘鲁落地生根的客家人是秘鲁多元文化社会的一部分。他们为秘鲁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