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期，有一段日子我特别喜好读书，如饥似渴，但不求甚解。那段日子我一心追求读书的数量，每天要囫囵吞枣地阅读好几本书，我勤快地跑学校图书馆，使得管理员一看见我就眼露狐疑之光。我厚着脸皮勤快地借书还书，终于有一次撞上了一个“规定”：当天借出的书不能当天还。虽然我从未细读过图书馆的借阅规定，但是当管理员告诉我有这么一条“规定”时，我第一直觉却是怀疑，我觉得管理员分明就是在针对我，她一定是已经看不惯我频繁借书还书的行为，想当然地以为我是在捣蛋。

当然，我也显然没有意识到如此快速的阅读速度，也可能是有问题的。书读得快，注意力就很难落实到细处。就像我至今没弄明白，图书馆到底有什么借阅规定，而那条“针对我”的规定到底是明文的，还是管理员看不惯我的做法临时瞎编的？那时的我一心只想读书，心中甚至有一个宏伟的构想，把图书馆里的每一本书都浏览一遍，当有人问我图书馆里都有些什么书时，我不但可以告诉他这本书在图书馆的哪个位置，还可以告诉他这本书写得怎样……虽然这种不切实际的构想最终没能完成，但它还是让我尝到了一点甜头，致使我失去了及时“浪子回头”的机会。有一次，班级组织阅读分享活动，每个人轮流上台演讲。在台上演讲的五分钟里，我从刚开始张口结舌，到后来手舞足蹈，连续罗列引用了最近阅读的哲学、历史与文学类十余本书籍，竟毫无跳跃与违和感，成功给大家造成了一种博学多闻的印象。

多年以后，我才不得不相信，书读得快，忘记得也快，因为我自己的“大量”阅读似乎终于还是没有转化出任何“成果”。于是我便开始反观自省，读书不再一味求快，而是开始尝试着“解读”。我最先解读的，是在我心中存疑已久的两种物件之颜色：箬笠之青与蓑衣之绿。

我第一次读到“青箬笠，绿蓑衣”一句，是在中学语文课本上唐代诗人张志和的《渔歌子》。其时，老师解释说，箬笠即斗笠，蓑衣即用旧时用草或棕毛编制的雨衣。至于为什么颜色是青和绿，课文没有注解，老师更未解释。那时，斗笠在农村是极为平常的物件，就我所见，无一青色；蓑衣较为少见，我在外婆家见过一件棕衣，既是棕衣自然是棕色的。棕色与绿色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颜色，一点儿让人认错的空间都没有。有限的经验使我认为“青箬笠，绿蓑衣”之说，要么是后世误传，要么就是错了。但苦于找不到证据，心中一直不能释怀。

因为不能释怀，便有了更多对文学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思考。

我曾读到过一个小故事。据说，有位多年不第的秀才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句：“明月当空叫，黄犬卧花心。”王安石看后，顺手改成：“明月当空照，黄犬卧花荫。”后来王安石因事到该秀才家乡，方知明月乃是当地一种小鸟，而黄犬则是一到晚上就在花心里睡觉的小虫子。这个故事意在表明，个人生活经验有限，对现实的理解也便存在局限，即便出色的文学家都可能因缺乏“常识”而闹笑话——总之，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非常微妙。

又有一次，我读到一篇写粤东客家题材的散文，里面写到一个农村妇女围聚“唠嗑”的细节。我读到“唠嗑”一词，感觉颇为不适，如鲠在喉。对这个词语，我是非常有感触的，因为我有一个东北同学，他经常用到“唠嗑”这个词，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因此，当我发现有人用这个东北方言词来描写南方农村妇女的闲聊场景，登时就感觉“出戏”了。换一个角度试想，如果这些文化不高的农村妇女，在闲聊中时不时夹杂英语单词，那将是怎样一种不可思议的场面？

再后来，我又发现了一个经典而富有张力的渔翁形象，此渔翁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独步中国文学史。唐代诗人柳宗元妙笔生花，写出名作“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明代才子杨慎大胆发挥：“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一个遗世独立的智者形象即刻跃然于纸上。

凡此种种，文学意象和现实具象之别，越发显现出来。同时，因为关注，所以我也发现历朝历代竟有不少诗人在自己的诗中写到了“青箬笠”或“绿蓑衣”这两个词语，古人似乎特别青睐这两个物件——或说是意象？由于我先入为主地觉得颜色有误，因此，当我读到的相关诗句越多，我的心里就越发虚，甚至不免觉得，当一个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的钓者立于山水之间，给人带来的视觉感受，似乎确是应该偏向于青绿色的，更何况，制作它们的原材料也是青绿色的。

但再细细琢磨，又觉得不对，文学要再现现实事物，实际上是有很高难度的，文学也没有再现现实的责任，文学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因此“青”与“绿”是否为箬笠与蓑衣之本色，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否为文学意境的营造有所贡献？为了增强文学的表现力，文学作品往往要对现实事物进行“微调”。因此，选用颜色词“青”与“绿”，或许更多的是文学表现的需要。且看《渔歌子》全词：“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青与绿呈现的是生机勃勃的春天景象，符合全词意境。若改为“黄箬笠，棕蓑衣”，那又全然是别一番景象了。（李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