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徽五与<榕园琐录><榕园续录>点校》前言

□肖文评

《榕园琐录》10卷、《榕园续录》4卷，由广东梅州学者杨佣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著。

杨佣子谱名惟徽，字惟慎，号徽五，清同治十三年（1874）出生于广东嘉应州城西（今梅州市梅江区西郊街道）上市忠孝里拔俊杨屋一个书香家庭。其高祖杨冲凤于清嘉庆元年（1796）考中丙辰科进士，官至广东全省塘务提督。祖父杨荣绶为监生。父亲杨瑛于清光绪三年（1877）考中秀才，光绪二十七年（1901）乡试考中第12名举人。因学识过人，曾被黄遵宪聘为家庭教师，教授家中子弟。其家族原为林姓，因明嘉靖年间林朝曦参与张琏建立“飞龙国”事件为避祸而改为杨姓，俗称“新杨”，堂号名为绍德堂。至清末，绍德堂杨氏先后考中进士10人，约占全县进士总数的十分之一；考中举人56人，亦约占全县举人总数的十分之一，考中秀才数百人，是梅州地区著名的诗书望族。

受良好家学熏陶，杨佣子从小聪颖过人，相传4岁即能背诵唐诗。16岁作《史论》，受到戚友、举人梁诗五的赞赏。光绪二十四年（1898）24岁时考中秀才，拜黄遵宪为师，学习新学。受黄遵宪《南汉修慧寺千佛塔歌》影响，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创作《千佛塔歌》，深得罢官在家居住的黄遵宪赏识。光绪三十年（1904），为举办新式教育筹备师资，黄遵宪派其堂侄黄篑孙和杨佣子前往日本弘文学院师范科理化班学习。1905年8月，杨佣子由日本学成回国后，即遵循黄遵宪遗愿，在梅城东山书院创办嘉应东山师范学堂。第二年1月招生并正式开学，先后任教员、校董、校长等。

兴学育人，成效显著。杨佣子以教育为志业，“尽瘁于梅县教育”。1912年民国成立后，梅县议会决定将东山师范学堂与嘉属中学堂、务本中学堂、梅东中学堂合并为省立梅州中学堂，劝学所改组为督学局，杨佣子调任梅县督学局局长。1915年初，他应聘主讲广西龙州教员讲习所。从1915年下半年起至1927年，杨佣子任东山中学教员、校务委员。1923年，他与黄墨村等参与创办嘉应大学。1929年2月至1932年2月，应泰国客属总会邀请，杨佣子赴曼谷担任客属进德学校校长。1932年3月返国后，他再任东山中学国文教师和校董。1936年县立民众教育馆开馆，次年县立图书馆开馆，杨佣子先后担任梅县民众教育馆馆长和县立图书馆馆长。

在丘元荣、丘问谷、钟成才等梅县华侨资助下，著名教育家、梅县人钟鲁斋于1938年10月在香港创办南华学院。鉴于当时抗战形势，南华学院于1939年8月迁至梅县。杨佣子与黄遵庚、谢贞盘、彭精一等知名学者被聘为教授。因身体原因，1944年杨佣子辞职回家休养，1951年去世，享年77岁。他一生从教40余年，育人无数，知名学生有叶剑英、彭精一、曾举直等。

诗歌创作，传承师学。19世纪末，针对传统诗坛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现象，黄遵宪、丘逢甲等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积极倡导“诗界革命”。他们认为诗歌应反映新的时代和新的思想，不受旧体格律的束缚，提倡新体诗、语言通俗，并创作了大量新体诗。受其师黄遵宪新体诗观念影响，杨佣子曾创作《秋感》四章，备受梁启超赞赏，被认为含有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等新知识，“其理想风格，皆茹今而应古”，是“诗界革命”的代表作，认为黄遵宪后继有人。在泰国曼谷长校客属进德学校期间，受黄遵宪创作《日本杂事诗》影响，杨佣子亦创作了《曼谷杂诗》，虽然相隔近60年，但仍被古直誉为“允足嗣音也”。杨佣子平生诗歌创作不断，时有作品在《东山月刊》等刊物发表。晚年，他编有《榕园诗稿》，平远吴三立先生曾参与其事，1949年曾作《夜中编校杨徽五丈榕园诗稿敬题一首》记其事。

杨佣子在教学之余，潜心学问，著作等身，先后著有《仪礼郑著汉制疏证》，编有《大慧禅师语录辑补》《经史百家简编演释》《清代文选》《榕园国文讲义》《梅县历史课本》，译著《暹罗国志》等。他尤精于地方掌故的挖掘与考订，著有《榕园琐录》《榕园续录》等。受清末民初经世致用等思想影响，杨佣子在长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过程中，对梅州地方历史尤为费心。其费心程度，1949年南华学院同事吴三立先生有诗为证：

柳塘绿水绕榕园，一叟怡然道自敦。

永忆当筵亲语笑，别来几度换寒温。

卅年歌哭收诗卷，万劫苍茫落酒尊。

賸欲从公询野史，真疑生世到金源。

所谓“柳塘绿水绕榕园，一叟怡然道自敦”“賸欲从公询野史，真疑生世到金源”，指的是杨佣子一辈子坚持本性，喜好探求地方掌故，挖掘地方文史，精通地方历史，先后编撰出版《榕园琐录》《榕园续录》等。

杨佣子对地方掌故感兴趣，首先是受其父杨瑛的影响。杨瑛曾著《梓里述闻》，专门记录有关家乡的掌故遗闻。其次是受温仲和所编《光绪嘉应州志》终篇《丛谈》的影响。1932年梅县县长彭精一鉴于光绪《嘉应州志》流传少，原存刻本又多缺损，乃请其师杨佣子负责将残缺之雕版补刻齐全，并由杨佣子出面请泰国侨领梅县松口人伍佐南资助，于1933年2月刻印500部广为流传。因此，杨佣子对光绪《嘉应州志》的内容相当熟悉。在《丛谈》中，温仲和根据黄钊《石窟一徵》、张麟定《谈梅》中有关地方掌故，对地方历史进行“拾遗补阙，订误考文”。杨佣子对这种做法非常赞赏，故师而从之。正如他在道及编撰《榕园琐录》原委时所言：

余蛰居里闾，恒喜研讨旧闻。爰窃师其意，有所掇拾，随得随录，亦不分类例。大抵多旧志之遗佚，散见于他书者；或旧志有讹误，间亦为之考订。积成十卷，名曰《榕园琐录》，由其所识者小，无关宏旨故也。

杨佣子正是受温仲和编纂《丛谈》的启发，平日好学不倦，博览群书，勤于思考，长于考辨，挖掘梅州旧方志中的遗佚，考订其中的讹误，有所收获即记录。他先后辑录唐至民国梅州史料120余则，编成《榕园琐录》10卷。

光绪二十四年（1898）温仲和编纂《嘉应州志》后，数十年间时势更替，政制大变，为反映社会变化，地方官和学者有续修方志之议。1934年冬，经县长彭精一倡议，梅县成立修志局，聘请谢贞盘“主其事”，筹划编修新方志。谢贞盘早年在东山师范学堂师事杨佣子，后赴上海震旦学院及留学日本深造，1922年曾任广州《大声报》主编。1930年代初，谢贞盘任中山大学教授，旋入广东通志馆参修省志。《广东通史》编成后，以其续修省志的经验，1934年冬，谢贞盘回梅受聘担任修志局局长兼总纂，发凡起例，起草志稿，不遗余力。因志趣相投，谢贞盘与其师杨佣子相谈甚欢。当见到其师所著《榕园琐录》后，相当惊喜，认为不仅“所纪皆与邑乘有关”，而且可为新编方志“拾遗补阙”，于是欣然作序，撰写提要，抄录副本存于修志局，并编入其主编的《梅州丛书》第一集。

得到谢贞盘充分肯定和褒扬后，杨佣子备受鼓舞，“于燕闲之暇，网罗钩贯，不厌繁琐，”更是笔耕不辍，继续深挖梅州地方掌故，于书无所不窥，详加考订，日积月累，又编成《榕园续录》4卷，辑录宋明以来梅州史料50余则。

对于研究成果的价值，杨佣子非常自信：“是录也，倘得起慕柳太史于九原而质证之，曾未知有当于太史当日修志创编丛谈之用意与否？”他认为自己不但秉承了温仲和编纂《丛谈》的旨意，而且扩而大之，成为编修梅县新方志的专志。对编好梅县新方志，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可惜正值抗战时期，梅州与海外传统经济联系中断，新方志编纂经费无着，主编谢贞盘先生亦因积劳成疾于1942年去世，梅县新方志最终无疾而终。

谢贞盘先生曾谋划出版《榕园琐录》《榕园续录》，因绌于经费，未能成功。在杨佣子70岁生日时，彭精一等东山中学学生和校友100余人集资，于1944年将《榕园琐录》《榕园续录》作为东山中学丛书刻印出版，其研究成果才公之于世。这两部书也由此成为梅州人认识和了解宋明以来梅州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

一言以蔽之，《榕园琐录》《榕园续录》的编纂与出版，对保存史料、订正讹误、编纂新志、传承文化意义重大。

（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