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淑彦

鸦片战争的刀光剑影揭开中国近代史的帷幕，外国的坚船利炮洒染了中国近代史的斑斑血痕。在这大动荡的时代，上至金銮殿的皇帝老子，下至各级政府官吏，都被逼作出选择——因循守旧与革新进取，成为两大阵营。

“洋务运动”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应运而生，是寻求挽救国家危亡的自强运动。被人称为“洋务派”人物，是有识之士，他们冲破传统观念，不仅敢于承认中国的落后，更重要的是不甘心落后，积极推行自强新政，目的在于“富国强兵”。

丁日昌，是洋务派革新阵营中身体力行的实干家。他在任职期间，创办工厂、开掘矿藏、制造枪炮、架设电线、修建铁路，在沉闷、落后的中国上刮起一阵“改革旋风”，古老的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大型的新式工矿交通企业。这一系列从“自强”到“求富”的革新行动，使他成为洋务运动中的巨擘。同时代的郭嵩焘这样评价洋务人物：“今日洋务，中堂（李鸿章）能见其大，丁雨生能致其精，沈幼丹能尽其实。其馀在位诸公，竟无知者。”（《养知书屋文集》第十一卷）可悲的是，随着名声的鹊起，诽谤、谩骂之声亦接踵而来。二十多年的仕宦生涯，仅仅因为丁日昌比同僚们站得高一点，眼光看得远一点，胸襟广博一点，步履向前一点，即大大地激怒了那些守旧的同僚。于是、诬蔑、造谣、打击向他接二连三地袭来。霜灰过早地飘落在他的头上，病魔亦乘机侵入。“世间无毁那得誉”，这是丁日昌辛酸的自嘲，更是时代的悲剧！令人钦敬的是，他在屡遭打击之下，仍意志坚然，拖着衰病之躯，用沉重的脚印抒写自己的人生。临终前两日，他用微弱的声音，向当局陈述富国强兵之策，剖析英、美、法、日本诸列强对中国的狼子野心，拳拳爱国之心，至死未忘。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之后，很多历史人物得不到公正的评价。宽容的时间老人，不管在哪种环境下，总是不紧不慢、从容不迫地向前进，剥示着历史的真实。1972年，台湾吕实强先生著《丁日昌与自强运动》，全面而客观地评价丁日昌改革、奋斗的一生。十多年后即1986年，在广州召开“丁日昌思想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有海内外学者共一百多人，他们对丁日昌予以较高和公允的评价。认为他是近代开明政治家、革新家和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是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的爱国者。会后又出版了几种研究丁日昌的专著。1998年，出于对丁日昌爱国思想及历史功绩的肯定，经揭阳市人民政府批准，在揭阳建立丁日昌纪念馆（馆址设于丁府），旨在对丁日昌的历史功绩和爱国精神予以弘扬光大。

我奉命带几位同事筹建纪念馆，对于丁日昌先生，借用他的一句诗来说，是“放眼梓桑谁健者，只公风骨合低头”。（《百兰山馆古今体诗》卷五《园居杂兴》之六）随着筹建工作的进展，对丁日昌的历史、思想渐有认识。当时先写《丁日昌先生简谱》，粗线条勾勒他的一生。继之，考察他的交游师友，以期对他所处的社会氛围有所了解。本来拟在纪念馆对外开放时刊印《简谱》，还请文友黄挺教授赐序。后来觉得有不尽人意之处，遂把稿件搁置。2000年刊印《岭东人文考论》一书时，把与丁日昌关系较密切的师友整理成《丁日昌交游考》，与《简谱》一起附于拙著。

谢巍先生说：“年谱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及其他的价值，是进行历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社会教育的一种教材，是研究历史人物生平及某些历史事件的重要参考书，是阅读前人著作的辅导工具书，并能为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研究或写作提供资料或线索或素材。”（《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序》）鲁迅先生亦说：“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且介亭杂文·序言》）学者们对于年谱的作用很重视，然而，问题决定于年谱写得如何。撰写年谱，即“叙一人之道德、学问、事业，纤悉无遗而系以年月者”。还要看材料是否丰富、翔实、准确；考证是否缜密、丁一确二；文辞是否通达明畅、质直无华；叙事是否脉络清楚、大事突出、要事不漏；史识是否持论公允而不偏颇；态度是否认真不苟，以及繁简是否得当等等。年谱这种载体能为论史、证史提供较多的史料，而一些资料常为他书所不记，或较他书叙述具体、可信，有裨于评论历代人物和论证历史事件。因年谱体裁的特点是按年月记述事实，谱主一言一行的时间、地点不详就不能入谱；而且要求言必有据，增加了写作的难度。如何做到繁而不失于芜，简而不失于漏，恰到好处，很困难。

撰写本谱，说好听些是知难而进，换句话说，是有些不自量力。“知难而进”亦好，“不自量力”亦罢,起因是每日都看到丁先生的铜像，每日都接触他的著作、亦不时对来访者谈论他的言行和功绩，所谓“耳熟能详”。平时我比较喜欢读一些年谱，自然选择了这一体裁。自吕实强先生的《丁日昌与自强运动》刊行之后,时彦研究丁日昌的大作频频问世，有评传（邓亦兵《丁日昌评传》和赵春晨《洋务钜擘——丁日昌》），有大事记（江村《丁日昌生平活动大事记》），有论文集（张磊主编《丁日昌研究》）等等,只有年谱这种体裁没有人涉足，亦就产生了这一念头。还是丁日昌的话：“作得来皆成事业；推不去即是因缘。”几年来，以《简谱》为主线，逐渐增补。又是丁日昌的诗：“梦中诗句冥心索，醉后文章放笔书。”我既不善饮，撰写年谱又不是写诗，“梦中得句”，“醉后放笔”都不可以，只能慢慢地研读，慢慢地撰写，如傅斯年教授所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脚动手找东西。”举例，仅《百兰山馆诗》六百多首诗的系年，一些就使我感到茫然，虽说花大力气勉强系年，而对附录的十四首词，至今尚无法辨其写作具体年月，只是徒唤负负，待于贤者。

本谱疏舛之处在所不免，尚祈博雅君子教之！

（作者系揭阳市博物馆、丁日昌纪念馆原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