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平 舒毕生

前言 科举事业的成就是四川客家教育兴盛的重要标志之一。清初，朝廷为鼓励外省人口移民四川，颁布条例规定，对外省移民有开垦田土、纳粮当差者，准其子弟在川一体考试。在这种政策鼓励下，各省移民中多有士子应募而来，并为取得功名不断涌入科举考场。本有崇文重教传统、热衷文教事业的客家人，更是趋之若鹜，苦读应试。尽管有时受到地方在学额和考试资格上对外来移民的排斥，但多数士子的参考热情并未熄灭。他们往往以过人才智获得多方的赏识和支持，最终在考场上脱颖而出，取得不负客家门楣的好成绩。

科考资格

在清代，是否拥有科举学额，是确认移民获得户籍所在地科考权利的基本标志。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条例规定，允许在蜀开垦田土、纳粮当差的外省移民的子弟在川一体考试。但到了康熙末年，四川人口较康熙初年大为增长，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60万增长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 289.65万。而四川全省学额却相当有限，如成都府学学额仅进额二十名、廪生四十名，增生四十名，全川其余州府学额也大都等于或低于此数，县级学额则更少。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度和学额有限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步显现。由于大部分客家移民于康熙末迁入，故而也和迁入的江西、湖南客家人一样，在学额的获取上遇到了一定的阻碍。

如原籍广东长乐县的陈钧，于清雍正初入川，时“始迁金堂，初应童子试，众以冒籍阻之”。时任金堂教谕华振庵力排众议，命陈钧按题作文，陈钧援笔立成。华振庵阅后大为诧异，对众人说：“此奇才也。朝廷取士，期在得人。有才如此，何妨破格容彼一试。”众人还是坚持不可。无奈之下，华振庵不得不向县令申述，终于使得陈钧“附名榜尾，府院试皆冠军，科试第一，食廪饩”（清嘉庆《直隶邛州志》卷 43《艺文》）。泸县的邱肇昌，清乾隆初年从粤迁川，其才学兼优，“恨土人不许粤人应试”，而无奈科场，郁郁而终。（民国泸县《邱氏族谱》）清道光年间，崇庆州的粤籍贡生黄衡山受命主持修建考棚，为部分地方士子揭帖谩骂，理由是广东人没有资格主持该事务。时任崇庆州学正的黄廷栋与大学士卓秉恬也是粤人，粤人也为四川争了门面为由，才平息了争议（黄衡山《衡山纪事》）。

不过，和土著势力强大的江西、湖南相比，四川宽松的入籍政策，移民力量的强大，并没有使有关科考的土客纠纷发展成为尖锐的矛盾。许多闽粤客家士子还是冲破了阻碍，在四川科考中屡获佳绩。如永定文生江作衡为“汀永名士，科岁九经皆首冠其曹”，清雍正年间入川后，“值邑县试，公怡然往应，虽膺首拨入邑庠。次年以岁试第一食饩，自是又履冠其曹，为津邑名下士”（民国江津《江氏族谱》）。同邑的陈奇斯于清康熙乙未（1715）迁入四川江津关坝子，经刻苦攻读，中得雍正元年癸卯科举人，开四川客家举人之先。另外，福建永定移民王氏家族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迁入江津，不数年，王麟彰便考中重庆府学生员，而王麟来则考中雍正己酉科举人。广东龙川百齐约的刘捷行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迁入荣昌县落业，雍正丙午年（1726）便考中荣昌县庠生第五名。广东长乐县秀才钟丕谟于清乾隆初来川内江定居，积极参与科考，后得中钦赐举人。兴宁县监生朱淑玉在原乡屡试不第，加之家运不顺，遂于乾隆六年（1741）迁入四川荣昌，在川设馆从教，后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入庠，博得一衿（2012年荣昌安富场《朱氏谱牒》）。广东龙川县移民张正臣“屡试未售，于乾隆十六年辛未岁（1751）遂迢身来川，至华阳县。癸酉岁（1753）考华阳县过穵（院）一试进庠，学名荣”（清光绪金堂《张氏族谱》）。同县的邱士亮在乾隆六年（1741）入蜀，后于乾隆十一年（1746）考入隆昌县学。新都粤籍冯氏家族入川第二代冯芝秀曾居住在杨升庵天官府旁，每日在府前石狮上大声诵读，“诵声震壁，居旁陕人每夜闻书声，必良久叹息”（清光绪新都《冯氏族谱》）。之后，冯芝秀考中新都清代历史上第一个副榜，名震全邑，扩大了粤籍客家人对新都地方的影响。江西上犹移民钟文亮于康熙乙未年（1715）随父迁入四川新都，先佃种张、侯姓之田，其后积少成多，买田置业，至雍正九年（1731）考入新都县学，历时仅十六年。类似的例子，在四川客家人中可以找到许多，都是清代以来四川客家文教兴盛的直接例证。

科举成绩

科举成绩，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程度上代表一个地区、一个民系的教育成果。四川客家人从清初落业四川，至1905年废除科举，历时虽然不长，但由于他们坚持崇文重教，热衷科举，因而在科举考试中屡有杰出表现，取得出色成绩。

在会试和殿试方面，清乾隆十七年（1752），祖籍江西赣州信丰县的黄景考中乾隆壬申科三甲进士，成为四川客家人最早的进士。此后，陆续有49名客家人考中文进士，4名考中武进士。清道光十八年（1838），原籍湖南郴州的客家人江国霖考中一甲第三名进士，名列探花，是清代四川客家人科举的最高成就。

在乡试方面，四川客家人在清代一共考中5名解元，分别是清乾隆十八年（1753）乡试解元中江县胡翠仁，乾隆三十九年（1774）甲午科乡试解元永川县魏傚祖，乾隆四十四年己亥科（1779）乡试解元金堂县钟廷华，清嘉庆十二年（1807）丁卯科乡试解元雅安县古维哲、清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科解元南溪县曾继光。而通过乡试的客家人则达百余名以上。在府县试方面，清康熙末年，来自广东程乡县的林玉玙考入荣昌县学，成为荣昌县粤省开科第一人。清道光八年（1828），原籍江西上犹的十五岁少年邝嘉谟一举夺得成都府县、府、院三试首名，名震蓉城，成为四川科举史上少有的“小三元”。

四川客家人科举的兴旺还推动了一批科举世家的形成。如：华阳卓秉恬家族，始祖卓德秀清雍正初年自广东连平州麻陂入川，至其孙卓秉恬时，科举大兴，不仅卓秉恬、卓枟、卓景濂三代俱中进士，而且卓秉恬之弟卓秉恂、秉忱、秉怡皆以科举入仕。安县花荄镇林氏，其始祖林宗贤于清康熙末自福建龙岩州入川，以经商起家，行善好学，其孙辈中，考取文举者四人、武举者四人，岁贡廪监文武二庠共六十余人，科举之旺，盛于一邑。资州客家巨商廖斯湧家族，以经营烟、糖、当铺为业，到第四代时，家族内开始进军科举，得功名者不少，发展成为资州有名的文化世家……

科举事业上的成功，激发了四川客家人报本思亲、返乡祭祖的热情，由此催生了相关礼仪习俗的形成，并留下了不少科举时代的文物和遗存。每值放榜，及第的士子就会回到祠堂，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并制作匾额悬挂在厅堂上，有的还会择吉在祠堂或住居外竖立楣杆。很多士子甚至不惜千里，亲自或派人回到原乡祭祖挂匾，以示荣耀。迄今在闽、粤、赣地区，仍留下了很多与四川科举士子相关的文物，这些都是四川客家科举功名的见证。如：新都冯氏为了彰显科举兴盛，清道光年间派人专程回到广东长乐老虎石原籍，在祠内挂上“三代科名”金匾，至今犹存。从福建永定迁入四川的赖凤仪，在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考中秀才后，不惜花费重金，将匾额竖立于原乡祠堂内，以激励后人，感谢祖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