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召晖

没有想到会出版新诗选，更没有想到新诗选竟然出版了。

我虽然是从写诗开始进入文学世界的殿堂，且19岁在校时就发表了第一首新诗《冬天的梧桐树》，但主要精力还是集中在小说、散文、随笔等体裁的创作。因为写诗需要激情，一旦灵感激情的火星迸发，我落笔常常能一气呵成。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履历的增加，青春热血般的激情就会慢慢消减。所以选入这本诗选的105首诗、4篇诗评，好大部分是在29岁前写的，30岁至50岁时写得最少，一年也就一二首，有时没有，那时对发表的诗也不太当一回事，随便丢到书柜和储存在电脑里。谁想到随着人生轨迹的变化，近年来我又有了激情、热情和对生活的真情实感，写新诗多了些。回头看数十年来写的新诗，约莫可以出本诗选，开始整理时才发现不少发表过的作品已经找不到了，也罢，就成现在这个样子。选入这本诗选的新诗散见于各报刊，有三分之一是没有发表过的。对我而言，我更喜欢没有发表的拙作。因此，拙作署的日期有的是发表时间，有的是写作时间。

在苏联，“每张树叶都有二十个诗人在写诗”，中国的诗人当然比苏联多，且聪明好强，自然可以说“中国的每一片赤色瓦碎都有一万个诗人在歌颂”。因我生性懒散、悟性又差，充其量只能一时心血来潮或火炮性一来，写写鸟枪射程内所及的东西。因视野所限，我只能完全按照自己所见、所闻、所感和想象力范围内的真情实感而作，没有一首诗是看“天气预报”写的；我也从没有参加过“同主题的集体写诗活动”，也就没有一首诗是为“集体主题”写的。我深知，作为一名生活在基层、热爱生活、热爱社会的诗人，必须要有与老百姓——人民群众一致的“政治责任感”，更要有与人民群众一致的“政治使命感”。同时，写诗一定要说真话，表真情。如果不曾拥有激情、热情和真情实感，没有对事物、社会的感触，而又装出真情来，必然会撒谎。若写出的诗连自己都不能感动，又如何能感动别人呢？说真话，表真情，在任何时候都是鼓励和倡导的。但无可否定，说真话，表真情，在一些特定的时期和在特定的环境是会惹出麻烦来的，会遭受难以想象的打击，甚至会有生命危险。但是，既然选择了要写诗，就不能昧着良心说假话，看“天气预报”写诗。

我手头有一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著、1981年1月出版的新诗集《红杏集》，收集的是1979年《诗刊》和全国各地报刊发表的新诗，收入艾青、白桦、流沙河、叶文福、李发模、骆耕野、张学梦等一批诗人的作品。此诗集是我1981年5月4日在梅城凌风路新华书店花0.61元买来的。读了一个通宵，我被诗人们的澎湃激情深深打动，并领悟到，新诗就要这样写。这本诗集一直伴随着我，我时常会拿出来看看，汲取营养。其中许多新诗现在读来还令人激动不已、热血沸腾，如艾青的《光的赞歌》、骆耕野的《不满》、张学梦的《现代化和我们自己》、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等。由此熏陶，使我渐渐对新诗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和理解，并使我坚信，写诗的核心就是要有感而发。这个有感而发，就是要写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再经过“人的良心”（包括“社会良心”）这个理性来检查。这个良心，就是体现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和对未来的愿望；纵使抒发自己个人的感情，也要符合人民群众的心理感受。如果大多数人都感受不了你的诗意，就只能孤芳自赏，那发表出来又有什么意义呢？现在许多新诗，让人看不懂，不知他们在表达什么。这致使我怀疑是不是自己落伍了，还是新诗在走向衰落？

好的诗，一定能够使读者从中得到思想启迪、感情领悟和生活共鸣，并能起到净化灵魂的作用；好的诗，一定能够使读者从中得到快乐的心境、忧愁的释放和坚定的信念。同时，诗为谁欢喜为谁忧，也显示着诗人的政治敏锐度、政治鉴别力和政治取向性。艾青说：“政治上的堕落，带来了艺术上的堕落，政治成了标签，艺术就成了卖淫妇脸上的脂粉。经验证明：凡是属于应时的，或者说，属于时事性的东西，常常是不持久的。”艾青的警句时常在敲打着诗人们的良心。这也是我一直坚持诗歌创作的动力源泉。

不为魔鬼写颂歌，只为苍生铸诗魂。这应该是诗歌创作者的红线与底线，也是我写新诗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这样作品才有生命力。当然，这本诗选里的拙作，肯定存在着幼稚和不足之处，希望方家不吝赐教。

（后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