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清代入川的客家移民中，有不少同姓家族会相互联合，修建合族祠，构建联合宗族。这些合族祠多以原乡始祖为纽带，联合数乡或者数州县族人而成。参与合族祠的宗族，在祖籍地上相邻，多属闽、粤、赣客家聚居区；在语言和风俗习惯上相近，从而带有了一定的族群色彩。

客家合族祠的三种类型

四川客家合族祠一般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在原乡同属一个宗族的支系，集资修建的合族祠。如富顺县张氏崇祀祠，便由福建龙岩新田张氏入川各房集资创建。清雍正六年（1728），迁入富顺县的张氏后裔购买了城内杨氏的宅基，按房份、神主、人丁三种标准摊派建祠款项，至清乾隆元年（1736）才建成寝庙。乾隆丙申（1776）至乾隆丁酉（1777）建成中堂。乾隆甲寅（1794）至乾隆乙卯（1795）建成上花厅、左厅、右厅及大门，整个祠堂的建设历时68年。资州后西街陈氏星聚祠，也系福建龙岩上坪古楼陈氏四世祖阳成、五世祖南泉、宝山派下入川的各支族人，于乾隆年间按三十灶（股）集资创修而成（民国资州《陈氏星聚族谱》）。广东平远县白石坑李氏宗族于雍、乾年间有十余户族人迁川。乾隆五十一年（1786），定居资阳县的李氏各支族裔集资设立蒸尝，取名“念一会”，用以祭祀广东始祖念一郎公。全会分为十六份，共凑集铜钱十二钏九百文正，每年生息。后于清道光四年（1824），以所集金钱，在资阳县东乡公议甲梓潼沟修建合族宗祠（民国资阳《李氏族谱》）。

第二种是原乡分属不同的宗族，但世系上可以追溯到共同闽、粤始祖的支系，集资修建的合族祠。如成都提督西街的魏氏宗祠，是清雍正年间来自广东长乐县（五华）和龙川县的魏氏族人联合修建，祭祀粤东魏氏始祖曰元公（民国《（华阳）魏氏宗祠族谱》）。成都府正街的廖氏实蕃公祠，也是由来自广东兴宁、长乐，福建上杭、南靖等地的廖氏族人捐金创建。雍正四年（1726），广东兴宁移民廖明达命其四个儿子捐银四百两，倡议修建闽、粤始祖廖实蕃公祠。此议得到在川各地廖氏族人的响应，由“（廖明达长孙）钟，暨宜宾族学川，什邡族念充等承首募，各州县族人随份捐资助修”。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廖氏族人于成都的正府街购置店房，并购买双流田业，作为祠产。清嘉庆七年（1802），廖明达的曾孙廖培元、炳元、宗元、坤元“复合成、华、简、金、新、双、什及富顺、内江、罗江、彭山等县族人捐助银两”，培修上堂楼门。清道光十三年（1833），廖明达的玄孙廖观礼又修建中堂神龛和周围院墙，但“费用不支，贷银五百余两，每年以双邑租谷偿其息”。道光十七年（1837），廖鼎元等人又“聚内外属来乡试族人等商议添捐，还清旧欠”（民国新都《廖氏族谱》卷 1《祠祀》）。至道光二十一年（1841），祠堂终于竣工。

第三类是原乡既不同属于一个宗族，世系也无法对接的支系，集资修建的合族祠。如成都“七县陈氏宗祠”，便系清乾隆年间，华阳、成都、郫县、新繁、金堂、简阳、德阳七县“同为广东入蜀者，各认捐金”而建，其中“成都华英公、卓城公、万英公等四十人，华阳振周公、文焕公、自举公、振锡公等三十余人，郫县文祥公、贵凤公等二十余人，简阳振玉公、于兴公、琳魁公等七十余人，金堂双惠公、安行公等十余人，新繁云兰公、怀耀公、淑秀公等十余人，德阳秦振公、伯安公、子禹公等十余人，共约两百人，均热心捐金建祠，数目不等，共收银约五百两正”（民国郫县《陈氏族谱》）。参与修建陈氏宗祠的陈氏族裔，各属不同的始祖，世系上也没有对接，仅仅只是依据祖籍和姓氏两个纽带，联合在一起而已。清末，随着四川社会融合程度的加深，客家人也开始和湖广人联宗建祠，如清同治十年（1871），广东刁氏清公派入川各支就和湖广入川刁氏时范公家族联合，在省城修建祠堂。

合族祠与仕业学业紧密联系

合族祠一般位于城市或场镇中。如成都正府街的廖氏实蕃公祠、东打铜街的陈氏宗祠、提督西街的魏氏宗祠等。在德阳县城内，南街有福建李氏合族祠一座，南街水井巷有福建包氏合族祠一座，东街有广东李氏合族祠一座、广东巫氏合族祠一座，北街大义学巷有广东古氏合族祠一座，北街有广东田氏合族祠一座，北街桐花巷有福建郭氏合族祠一座，西街有福建苏氏合族祠一座，西关外有福建江氏合族祠一座，县北柏社镇有广东罗氏合族祠一座（清同治《德阳县志》卷 17《祠庙》）。

合族祠的管理，一般由祠首总管祠堂和宗族事务，另设职员分管各类事项。如成都七县陈氏宗祠最先由陈华英担任祠首，后为陈文焕经理祠事。到清咸丰十一年（1861），由简阳陈宗辉经理祠事。清光绪五年（1879），由德阳陈秀山经理祠事。光绪十一年（1885），由华阳陈书柟经理祠事，“因亏短祠款，经涉讼数年”，光绪十四年（1888）始有华阳陈鑫、陈子元经理祠事，积款改建打铜街老祠房屋正房及厢房。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二十九年（1903），先后由成都陈正禄、华阳陈丰三、成都陈宝枢经理祠事。光绪三十一年（1905）新繁陈先廷经理祠事，“因经理（陈）足三藉办学为名，当佃祖祠房屋银二千余两亏蚀殆尽，每年焚献开支均成问题。后经族人不服，涉讼数年”。从1912年到1924年。先后由华阳陈应洪、成都陈正礼、陈光荣和陈光榕经理祠事。十多年里，各位祠首都从事积俭，“始将前足三抵当房屋，先后赎回，恢复原状，并新建修下厢房，及改修亲族会议处，与堂联匾额‘敦睦堂’三字”（民国郫县《陈氏族谱》）。后因世事变迁，族众事繁，不得不增加办事人员分职任事。1930年冬改选时，陈氏宗族增订简章，凭族众推举，由分别来自华阳、成都、简阳、金堂、德阳等地的七人分职共维祠事。此后又于1936年冬、1939年冬、1942年冬改选祠务理事会。

位于州县城内的合族祠，除了一般的祭祀联谊，还要为参加科举应试的族人提供各种服务。如成都七县陈氏宗祠，在清朝“应文武科考之子孙，来省应试者，必暂住祖祠”，后因西丁字街祠堂不能容纳 太多人同时住宿，由经理陈鑫在清光绪十五年（1889）重建打铜街老祠。

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广东入川的朱氏族人聚资于省城内修建“朱文公祠”，以方便本族来省应试的士子住宿和联谊之用，其门口的巷子，也因此得名“科甲巷”。各同姓联宗的祀田或尝产收入，除了提供祭祀费用外，还会资助族内子孙参加科举事业。如廖氏实蕃公祠规定，“凡文武科场生童应试 在祠内站宿，不取房租。中文举、武举者，领花红纹银三十两，中进士增之，殿翰林又增之，每岁冬至日各府州县子孙齐至合祭”（清咸丰《（内江）廖氏族谱》）。成都七县陈氏宗祠规定“凡祠内子孙，有入学中举，及考得恩拔副岁优廪贡各生者，来祠送报谒祖，均议有奖给花红银两，及举人北上，送京费等规定”。进入民国以后，陈氏宗祠又提倡学校教育。1933年，“族人因鉴本祠子孙，失业者居多，继起青年，自应提倡学校教育，以谋将来在社会上不至一无所能。只有帮助族中子弟读书识字为先务，乃由前后班职员，开会商定，由祖祠每年酌提部分租金，作大学高中族中子弟帮款，及初中高小毕业奖金，以各级多寡分配为标准，但以各期在校证为凭，到祠敬祖亲领”。1937年复议：“分大学、高中、初中三级，分配帮款，大学与高中之比如三与二比，高中与初中之比如三与一比。”

（作者：郭广辉、陈伟平；文章来源于巴蜀客家研究微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