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蔚梁

从隋唐开始实行的“开科取士”，通过科考选拔官员，有一千多年历史。百中挑一，才能中举，获得当官的资格，是步入仕途的起点。

查兴宁明清诸县志，有学历记载的知县132人，其中进士22人，举人70人，贡、监生36人，荐举人才4人。不禁要问：为什么举人以下的那么多贡、监生会任知县（占27%），而有的进士、举人只能当教授、训导呢？如明朝洪武十八年兴宁贡生潘奎明任云南大姚知县，洪武二十二年贡生曾仕华任泰州知州（从五品），洪武二十八年贡生陈得礼任广西南宁府知事（正六品），正统十一年贡生杨兴任温州府同知（正五品）。而南宋末年增城进士李肖龙任赣州司户，后代理长乐（今五华）县事，兴宁清朝嘉庆年进士张京泰任肇庆府教授，两人都是正七品，反而不如上述的贡生。

贡生有五贡：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属“正途”出身，而例贡和监生则属“异途”出身，大多是用银子捐来的，没有任官资格。查文史资料，五贡和监生有几种途径进入仕途：

一是贡生中的拔贡、优贡、岁贡可参加六年（后改为12年）一次的朝考。如胡曦、黄遵宪在同治十三年（1874）五月以拔贡的身份上北京赴朝考，结果都落选了。黄遵宪留在北京继续准备参加乡试，两年后考上举人，从此步入仕途。胡曦因家贫离京回家，以教书糊口，潦倒度过一生。而他的后学罗献修于光绪十一年（1885）考上拔贡，宣统二年（1910）赴朝考，获任七品京官，被分配到路政司，不久留在北京京师大学堂任教职。

明朝兴宁知县祝枝山的得力助手、优贡张天赋在嘉靖十一年（1532）44岁时参加廷试，再过十二年后才被任命为浏阳县丞。他曾写诗自嘲：“四十四年新贡士，儿童应笑老儒绅。”清朝雍正十三年（1735），兴宁拔贡罗学旦在京城八旗子弟学校任教习3年，得到亲王器重，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先后在四川、安徽、广东的7个县任知县。至今，他在宁新镇石陂窝的祖屋大门还保留“八旗化雨，七篆流风”的对联。据说为他拟联的作者是曹秀先，曹是翰林、政治人物、文学家、书法家、《四库全书》馆总裁。

二是遇特殊时期，人才紧缺，由朝廷指派“经明行修”，即品学兼优的国子监学生（监生），到急需的偏远地方任官。因元朝近80年无科举，造成人才断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推行荐举制，采取推荐加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因此国子监生成为选官的主要资源，当知县的人很多。最典型的是武昌监生夏则中，于明朝洪武二十二年派到兴宁任知县。时值安远人周三官聚众万人作乱两年，百姓纷纷逃亡，全县仅剩20多户，由长乐（今五华）知县兼管兴宁。夏则中到任后，招集外地流民，佃耕官田；拯济灾民，安抚外逃百姓回归故里，才改变了局面，一年后人口增加30多倍。

在明朝洪武年间，还有周仕贵等3人，以“荐举人才”之名先后任兴宁知县。周仕贵在任内办了两件大事，一是将县治由宁中洪塘坪迁至今兴城镇；二是开设龙田、坭陂等12处圩场，分别定期集市，活跃了当地经济。

三是因特殊的家族关系。

宋朝宰相王安石的姑父周彦先于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任兴宁知县。这时正是王安石任宰相（1069—1074）的时候。从王安石为他写的墓志铭可知，周彦先的家族属世宦之家，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周嘉正是进士出身，官居广州通判、刑部郎中。周彦先因关系由荫监补为巡检小吏，后因办事不徇私情，荐举兴宁知县。他在任内将县治由靠近山区的雷公墩迁至地处宁江盆地的宁昌乡，是他的一大政绩。

清嘉庆十六年（1811）江苏武进（今常州）人汤贻汾，以广东抚标右营守备（正五品）的官衔任职兴宁都司。他的祖父汤大奎，是台湾凤山县令，乾隆五十一年，台湾天地会起义时，因保卫城池，与儿子一同殉难。孙子汤贻汾被朝廷“难荫”而封官。汤贻汾是一位诗书画俱佳的武官，1853年为保卫南京城，与太平天国起义军展开巷战而身亡。

四是腐败的买官行为。

到了清朝，官家富豪通过朝廷认可的捐官制度获得官职，高的四品，只是徒有虚名的空衔头。如《红楼梦》所写，第十三回宁国府的秦可卿死后，为了丧礼风光，贾珍拿1200两银子为儿子贾蓉（秦可卿丈夫）捐官，从监生摇身一变为五品龙禁尉。更有不少违法受贿行为。清朝的秀才要当官，要先入国子监读书，但大多监生是用银子买来的，称为例监。乾隆年间，贵州省共有28万人报捐监生，共收银1500余万两，仅报名费就要50两银子。清朝的例监捐米一千石（相当于500两以上的银子）可取得监生身份参加朝廷考试。康熙皇帝为了筹集军饷，以4000两银子价格，公然贩卖500个知县的实额，实行买官卖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