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祥昌

旧时客家人是北方中原的衣冠旧族，因战乱灾荒不断迁徙到南方，过着艰苦的农耕生活。为摆脱贫困，不忘崇文重教的遗风，想方设法办学校——塾学（私塾、义塾、官塾），让自己的孩子进学校读书，启蒙开化，增长知识才干，为将来为家为国为民族担负一份责任。

一

客家人办塾学有多方面的原因。

其主要有：一、饱受政治压迫、社会地位低下的痛刺。“客家民系最富爱国爱族的思想，因他们先人，昔年受北部异族强烈压迫，向南迁徙，非由己愿；当其辗转到达大江南北岸时，已不知经历了几多流离，几多颠簸，而后九死一生，幸存着一部分系裔，追怀往痛，旧恨难消，父以传子、子以传孙，一种嫉愤外族的情怀，遂致历久不释，这就是他们民族思想来源罢。”（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1992年版）。客家人在这种民族思想的影响下，来到南方后发现朝廷认为以中土为正统（主籍），而把远离中原来到南方的客家人，直至宋朝仍称作为客籍，视为“流民”，甚至在《新会县志》“把客字旁加犭”。由于政治社会地位低下而受歧视，艰难地生活。为摆脱外族的欺压，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影响下，于是让自己的子女通过读书这一途径考取功名，将来出人头地；二、耕地少、人口多，生活困苦，客家人有“再穷再苦讨食都要送子女读书”的观念。如南宋梅州知府方渐所言：“梅人无植产，恃以为生者，惟读书一事耳。”镇平县（今蕉岭）黄钊光绪《石窟一征》亦云：“盖色为山县，无田可耕，除读书外，别无可作之计。而童生训蒙者，亦有四五百人，皆藉是以谋升者。”三、有崇文尚学的社会舆论。客家人传承北方儒家崇尚文化重视教育的风气。“蟾蜍罗，咯咯咯，唔读书，冇老婆”“山鹁鸠，咕咕咕，唔读书，大番薯”“子弟唔读书，好比有眼无目珠”等童谣流传，反映了崇尚文化是客家人的共识，成为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社会氛围。此外，地方官办为教化百姓，消弭动乱；慈善人士、爱国华侨、家族尝产支援协办等因素，都促进办学的形成。

二

开办塾学时间。

据有关资料记载，客家人来到南方后，从唐末宋初开始（具体时间待查），至元明清代时期，大力办起塾学。一般以自然村，或以家族为一个校区，多以祠堂、家族祖屋，也有官办学堂进行上课。“清代镇平县（今蕉岭），每村设有家塾，有一二百户，即有学塾六七处，盖金二三千金之产，苟建居室必有立家，塾以家的建立。有些宗族至创立义学，为子弟提供免费教育。”（黄钊《石窟一征》）。“到了清中后期塾学得到很大的发展，就梅县白宫龙冈村有梯云、养性、继成、养菁、蓬瀛五所私塾，学子达二百。”（《龙江通讯》第37期）

开学时间以农事活动为参考。

由于客家人地处山区从事农事活动，入学时间除“秋季入学”“春季入学”，还有“冬季入学”，据崔宾《四民月令》记载，具体入学时间为“正月农事未起，八月暑退，十一月不见冰冻时”。

办学时间不一。长者一年，短有三个月，冬学多“三月制”，若“八月制”和“十二月制”，一般正月望后启学，岁暮罢馆。

入学年龄一般为六七岁，但不限最高年龄。据《太戴礼记·保传》称：“古者年初岁而出外舍，学小焉，履小节焉。”但无明确最迟入学年龄，就因家庭经济条件或身体等原因，二三十岁入学属正常。

学生破学（初入学）有理数。

客家人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愿。到了入学年龄，要请老先生指点或加个学名，拣个好时辰，并选个村中品学兼优的学生作伴到学校报名，以图个吉利好兆头。开学第一天要穿整洁的衣服，到校后由校方先生带领下，列队来到至圣先师孔子像前行鞠躬礼，后唱校歌，紧接着由学校董事或族群鼎力办学的人士，对学生作勉励讲话，最后校方负责人讲授校章校规、学校的沿建发展等情况，及本学期讲授的课本。第一堂课由老先生和学生一起穿着汉服，举行学童“开笔破蒙”的开笔礼，由老先生教学童用毛笔蘸朱砂墨开智“启蒙描红”，也有家长会同孩童一起“启蒙描红”。

学生缴交学费由多方筹资。

有族中设法筹款，由族中各殷实之家捐资，或由各房祖尝产酌拔，或将有科举时红花、油火，或由族绅集义。也有华侨出资助学，据《岭东日报》载，“大埔的学塾普遍由宗族创立义学提供免费教育，也有由善举人士凑集”，也有一些自己家中自筹或先交一部分，随后补齐。品学兼优的学子往往会得到从义塾、私塾中抽出的一些经费进行减免学费。

三

古代对塾学生的行为管理相当严厉。

学习不认真或学得不好的，有站着留堂，有打板子、罚跪，若严重的也有连家长学生都受罚。如果无故而逃学一次，罚诵书两百遍，两次加补“挞罚”，罚纸十张，三次挞罚如前，仍罚其父兄。

此外，还注重对学生的日常行为的稽考，以约束学生行为。如明代有塾学设立“扬善簿”“改过簿”“记过格”。把好事坏事记录在册，作为录取时的参考。

教学内容及考试形式。

教学内容主要是识字、写字，习经史、四书五经、三字经、算法，学六艺《百家姓》《急就章》《千字文》等课本。每学期的课程和教学进度，依学生的年级和入学的早晚而定。

古代检查学生的学业情况，是靠考试。初办时没严格规定，一般是小考天天有，大考三六九。到宋代，老师会逐日测试学生的学习掌握情况，这叫“日考”。另外还有“月考”“季考”等多种。在元代，固定安排在每月的初三、十六两天。而且考试相当严格，出题和监考要分两班人。明代又有不同，“朔望日考试，分等第，行赏罚”。清代时，公课、月课一月考一次，朔望半月一考，季课一年考四次。

考试成绩评定方式较丰富，有“十分制”“打钩制”“评语制”等。“打钩制”优秀的打○，一般的打△，差的打×。

对学生分“快慢班”。

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颁高学条制，立三舍法，在国子监实行“三舍升补法”,班级分“外舍”“内舍”“上舍”三种。新生入学皆分在外舍，考试成绩好的升入内舍，内舍考得好的升入上舍。这种快慢班是把学生分一二三个等级，升不了的“留级”。“三舍法”后来被推广到地方，成为全国塾学的管理模式。

古代没有“中学”，是把现代的中学与小学连在一起的。塾学一般是“七年制”或“八年制”，长的“十年制”，最短的也要三年。所以，古代不是“小升初”，而是“小升大”，即塾学读完可进入更高等级的学府深造。但并非每个塾学生都能继续升学，对乡村的学生是很难的，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如控制升学率、人为的“暗箱”操作等不合理因素存在。

到了1905年末，随着科举制度的取消，塾学改制为小学。

四

明清以来，就梅州而言，随着宗族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家族创办塾学形成和发展义学等遍及城乡，从而使读书识字、教育成为当时社会突出的特点。乾隆年间梅州从塾学后参加秀才考试的童生达1万余人，正如清中叶黄鸿藻所言：“吾州土瘠贫，风俗勤俭，无贵贱皆读书、识字。”即使贫者少则三数年，而出外涉猎，则作粗浅书牍已绰绰有余。梅州人的识字率清末时高达90%。经过几代的客家子弟进入塾学读书，客家人的文化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乾隆二十二（1757）年广东督学吴鸿在按临梅州时称：“嘉应之州也，人文为岭南冠。”过去被视为“客人”的客家人，从此因“人文秀区”而称世，客家人爱国气质得到肯定，客家精英涌现出来。

宋末蔡蒙吉（梅县人）12岁应童学科，登进士，任梅州签书事义兵统督；景炎元年（1276），元军进攻梅州地区，蔡蒙吉坚决抵抗，抗击元军入侵梅州地区而组织广大军民浴血奋战，壮烈牺牲，时年32岁。南宋丞相文天祥，为表蔡蒙吉坚贞，赐以“乡贤”称号，并在其家乡松源祖祠内亲书“忠孝廉节”以表其德。梅县松口卓谋与祖籍江西吉州的客家人文天祥在赣州、梅州等地征集义军，起兵勤王抵御入侵，后文天祥不幸被俘，元军诱其投降被拒，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种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贞节，充分表现了客家人的气骨。卓谋则幸免乘船来到印尼加里曼岛开垦荒地，据史记载是最早在异国立业的客家人之一。蕉岭人丘逢甲，清代广东教育总会长，在台湾时曾领导组织爱国军民反抗外国入侵，维护祖国统一，成为著名的爱国人士。清朝的一位客家学人徐旭曾，在《丰湖杂记》中为客家人“宋代衣冠旧族”正名。广府名人黄节编《广东乡土历史》云：广东种族有曰客家，福佬，非粤种，亦非汉种……客家名流黄遵宪（曾在清朝派驻日本、美国参赞及旧金山、新加坡总领事），丘逢甲、钟同和等人拍案而起，促使广东下令更换此“教科书”，认同客家人为汉家正统之说（《梅州市志》下册）。也有不少客家人拓开了视野，到国内外创业，经商创造财富，去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如大埔张弼士，随其父张兰轩读了三年塾学。十八岁只身到印尼马来西亚经商，开创垦殖场和远洋的公司。回国兴办实业在山东烟台，创办张裕葡萄酿酒公司，荣获白兰地最高国际金奖，成为海外华商首屈一指的巨富。多财善贾，声望卓著，被清政府委任驻新加坡等总领事。赏给侍命头品顶戴太仆正卿，海外考察商务大臣，全国联合会长……这些人物都为正视和捍卫客家人的形象，充分表达了爱国爱族的崇高风骨和难能可贵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