婶婶死后不久，我们一家老小就搬到了县城（水寨）跟我叔叔一起生活。对我这个泥腿子来说，从农村来到城镇，一下子没有了那么多繁重的农活，没有了婶婶往日一天到晚严厉的管束，真像从地狱来到了天堂。尽管在县城里生活，我还是要买菜做饭、料理日常家务、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但与在老家比，任务轻松多了，心情更是同过去大不一样。平时，除了可以按时背着书包上学读书，还能够抽出空闲与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甚至有时星期六晚上还可以去电影院看看电影，节假日去体育场看看球赛，这种生活多少让我找回了一点当年在和平东水老家时，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在那段日子，看河里的水觉得比过去的清，望头顶的天觉得比过去的蓝，连呼吸也觉得比从前舒畅了许多，我的脸上渐渐绽放出久违的微笑，整个身心似乎都慢慢长开了，学习成绩也一天天好了起来。

可是好景不长。一年后，奶奶非要从舒适的县城搬回穷乡僻壤的老家去不可。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不允许我叔叔在县城里找老婆，更不允许我叔叔跟他以前的一个相好结婚。那时我年纪还小，详情和深层次的问题并不十分清楚，只是从大人们的言谈话语中，隐约知道事情的大体来龙去脉：婶婶死后，叔叔跟他们单位的一位女会计关系暧昧，此事不胫而走，很快在当地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这名会计是潮汕人，生有一个小孩，她的丈夫是县工业局局长。在那个年代，勾引人家的有夫之妇，是一件被看成很严肃的生活作风问题。为此，叔叔背负了组织上给予的处分，那个会计的丈夫也因此与她离了婚。事已至此，精明的叔叔心里可能想，反正自己的老婆已经死了，既然如今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倒不如索性将错就错，与这个女的成家，结为合法夫妻得了。

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合情合理、无可厚非的想法和主意，如果这样，也许就能改变我叔叔乃至我们全家人今后的命运。可是封建、保守和死脑筋的奶奶，无论叔叔如何跟她磨破嘴皮、讲尽道理，她始终抱着“你有你的一定道理，我有我的一定之规”老观念，死活就是不同意叔叔与那个女人结合在一起。在她老人家看来，与有夫之妇不清不楚、勾勾搭搭，破坏人家的家庭，这本身就是一件伤风败俗和不道德的事情，如今又要将一个“拖油瓶”的女人娶到我们家里来，那是万万不可以的，这样既有损薛家的门风，就连她这个做娘的脸上也没有光彩。有几次，我亲耳听见奶奶跟叔叔为此事在房子里谈到很晚，平时说起话来口若悬河的叔叔，在奶奶面前却显得怯懦口吃，而奶奶说出来的话语，却像机关枪似的一句接着一句，一环扣着一环，硬逼着叔叔向她当面表态，一定要他死了这个非分的念头，并决然不再住在县城，定要将户口迁回农村，领着我们几个孙子、孙女回到乡下去过苦日子。万般无奈之下，叔叔只好违心地听从了奶奶主观武断的意见。其结果，不仅害了叔叔，也没有给她自己换回多少脸面，而且还废了几个孩子的前程，成了他们一生的难言之苦。

再精明的叔叔也拗不过奶奶，一贯对奶奶言听计从、十分孝顺的他，只好乖乖地听从母命，重新草草在农村找了一个女人做老婆，她就是我后来的婶婶吴云娣。

吴云娣是转水墟镇对面不远处的黄龙村人，她本是当地一户钟姓人家的童养媳，年龄比我叔叔小十来岁。个子矮小、相貌平平的她，在外表上与前一个婶婶有较大的反差，但她性格比较随和，不像原来的婶婶那样性情暴躁。从小给人家当童养媳，亲身体验过寄人篱下、受人欺凌的她，在对待我的态度上，明显好于前任。她不仅对我怀有一种同情心，甚至有时在吃穿问题上，还会将我与前面婶婶所生的几个子女一视同仁，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

我之所以能得到她这等待遇，在她看来，一是因为我与他们几个小孩都不是她亲生的，而且相处下来，她觉得我明显比他们几个人要听话、要懂事，起码不会像“恶霸”那样刁钻蛮横，时不时找碴顶撞和刁难她，与她耿耿于怀过不去。二是家里的农活和一应家务，今后还少不了要依靠我这个能吃苦耐劳的大侄子帮着她干，她心里明白，在这个上有老下有小，有六七张嘴等着吃饭的大家庭里，离开我这个已经磨练了六七年，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的“老长工”是不行的。

凑巧的是当她嫁到我们家后不久，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在农村蓬勃兴起。很快，家里没有了田，没有了地，没有了家禽和牲畜，就连一小块用来种菜的自留地，也都充公成生产队的集体经济。加之后来，我考上了中学，住在学校里，除去星期天、寒暑假回来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为家里挣几个工分外，对我来说一下子少去了以往许多繁重的劳役，体力和思想上的负担都减轻了不少。

相比而言，应该说这个婶婶对我还算是不错的。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相处了三年时间，我一直很尊重她，她也没有过分地为难过我。起码她来后的几年，我少受了许多辱骂、虐待和欺凌，更没有了过去的皮肉之苦。（待续）

史料审核：中共五华县委党史研究室/江连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