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农、工、商这几个阶层，商排在最后一位。农耕社会，重农抑商是一种常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打开了大门，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多和社会的发展，商业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逐步显露出来，也对传统文化造成了冲击。就在这变化的过程中，丰顺县黄金镇松青村的“四友堂”留下的历史印记， 也印证了这历史的拐点。

拐点一

石楣杆上的时间和前后两次鸦片战争

四友堂在丰顺县黄金镇松青村，在清代中期由彭氏桂先、志先、耀先、继先兄弟共同出资建造，迄今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根据祠堂前石楣杆上的内容，大清道光十六年（1836），也就是在鸦片战争发生的四年之前，彭桂先成为了贡生。三年后的1839年，他的兄弟彭志先也获得了贡生的身份。之所以说是“获得”，是因为在大清，贡生除了以秀才的身份举荐之外，捐纳也是另外一种方式。清朝多年来因为财政紧张，不得不采用这种做法。虽然历经多次变化，但基本上已经变成了一种制度，也为社会所认同。查了查《丰顺县志》，没有他们获得功名的记载，是遗漏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不得而知。除了镌刻了兄弟俩功名的两根石楣杆之外，旁边一根是咸丰十年（即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时期）的贡生彭应登（由附生即县学秀才举荐）和彭应升的。其中彭应升还有州同的官衔——知州的佐官，大概是现在的地级市副市长这个级别（如果是散州则相当于副县长级别）。从《丰顺县志》相关的仕宦记载来看，他并没有实际出任官职经历——只是具有官员的身份。如此看来，他们获取功名的时间大概就在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石楣杆，见证了历史的同时，也成为这个家族兴旺发达和荣耀的标志。

拐点二

汕头的开埠与彭姓的商业机会

黄金镇松青村彭姓从开基祖仲实公起，就广置田亩，历经多年积累，家底日渐丰厚。至秉谦、希圣、庆禄、袁庆时，被称为“四大万富”，远近闻名。松青彭姓的发家致富，除了他们自身的努力，还跟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关。大清乾隆朝之前就已经形成的黄金镇墟市，至今仍然繁盛，产溪河静静地从墟旁流过，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水运是一种便捷的运输方式。产溪河在沟通了附近的几个乡镇的同时，还向下流至韩江，直通潮州乃至东南沿海一带，为集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松青村处在墟市旁边的陆路要冲，从径门乡蜿蜒而来的龙溪水从村旁不远处汇入产溪河，附近乡镇人员的往来和水、陆货物的流转，也给予了他们更多的致富的机会。大的方面，鸦片战争发生以后，中国被迫打开了大门，对外交流的增多和社会的发展，尤其是1860年汕头的开埠，商业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逐步显露出来，对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带来一定的冲击。商业活动从潮汕经水路影响到了黄金镇，山区的柴炭竹木和外地运来的海产、工业品（比如洋货红毛灰、洋油、洋火等）在这里汇集。松青彭姓显然从中获得了料想之外的赚钱的机会。这也为追求功名的读书人提供了物质基础——堂上的匾额显示，光绪十四年（1888），族人彭钜英考上了戊子科第七十二名举人，在科场上更进了一步——只是不知道为何没见到石楣杆。也有人认为是毁于意外。

拐点三

从有族无宗到士农工商并举

四友堂的含义清楚地表明：桂先、志先、耀先、继先兄弟四人团结友爱，符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传统的儒家道德理念。事实上，他们在远近也有“孝友”的美名。然而，在为世人树起一面道德旗帜的时候，背后却有让他们心头难以平复的现实。据松青四友堂后人彭引平介绍，四友堂的兄弟不是四个人，而是兄弟六个。在长兄和幺弟在附近各自创居之后，他们兄弟四人决定团结在一起，以显示“同堂济美”“棣鄂联辉”（堂内匾额和门额内容）——按照中国传统的宗法观念，宗子（指嫡长子）是宗法继承人，主持宗族的各项事务，在宗族中有很大的话语权。然而这次长兄的离开，是“众志不协”的结果：（嫡）长子在宗族事务当中并没有决定性的作用，没能凝聚族众力量。这也证明了宗法制在当地的式微。

清朝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记载：今天下宗子之制不可复，大率有族而无宗——这是社会往前变化的结果。而四友堂上堂柱联也显示了这一点。上联是“ 训小子勿猖狂饮食起居宜准圣贤良法式 ”，意为后生小子已经“猖狂”了，必须加以训斥，而不是采用宗族中的严厉的家法惩戒，以儆效尤。下联是“嘱后生须努力士农工商皆为豪杰大舆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农、工、商这几个阶层，商是排在最后一位，地位最低。在对联里是士农工商并举，也都称为“豪杰”，经商也可以大展宏图。此显示出鸦片战争以后，商业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虽然中堂柱联 “教子读书纵不超群亦脱俗，督农耕虽无余积省求人” 也保持了对传统耕读文化的认同，但明显降低了科举功名的功利性追求。商业对传统文化的冲击，由此可见一斑——当然也是社会进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