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吴桓兴（1912-1986），祖籍广东梅州市梅江区大浪口，系印度洋非洲东部岛国毛里求斯归侨。他是中国肿瘤学家，中国肿瘤学和放射治疗学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他曾担任原中国医学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所长、原中华医学会影像研究会主席、国家科委医务组组员、中国抗癌协会及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主席等职。英国皇家放射学院和美国放射学院授予他“荣誉院士”；法国法兰西学院聘他为名誉教授；在国际抗癌联盟理事会中，他是第一位中国理事。他虽身膺很多学术界的社会职务和政府的工作职务，也得到过许多国外颁授的至高荣誉，但他从不夸耀，更不因此傲视他人，总是淡然处之。人们所看到和接触到的吴桓兴教授，是一个平凡却令人仰止的人，一个极富人格魅力的人。

出身华侨家庭 追梦绚丽人生

吴桓兴祖籍梅江区大浪口，他的父辈是毛里求斯华侨，那里是梅县海外华侨主要聚居的地区之一，他的家族在岛国繁衍生息了100多年。1912年，吴恒兴出生在毛里求斯的路易斯港。当时的毛里求斯还是英国人的殖民地，华人与当地土著人一样受到种族歧视。读小学时吴桓兴只能坐在教室后排，因为前排必须让给白人子女。由于传统、由于家教，更由于亲身经历，小小的吴桓兴就牵挂着祖国，甚至一听到中国的歌曲，就会引起绵绵的乡愁，热泪会扑簌而下。他经常到海边去瞭望，只是想看到来自中国的船只和船员，一股思乡之心深深地扎根于他那幼小的内心深处。

1929年，吴桓兴以全校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毛里求斯皇家学院高中级，并通过英国剑桥大学的海外考试，免费被剑桥大学预科录取。1931年吴桓兴从剑桥大学预科毕业后，父亲要他回中国学习，这正是吴桓兴内心热烈祈盼的心愿。他把握住这一次难得的机遇，只身回到了故乡中国。吴桓兴的母亲因早年死于癌症，这促使他回国后决心立志学医。此后他考入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1936年就获得了医学博士的学位，同年进入中比镭锭治疗院（现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工作。次年他再赴欧洲进修深造，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医学院、英国皇家肿瘤医院、伦敦大学等处学习，后任伦敦大学进修学院附属医院放射肿瘤治疗科副主任，长期从事肿瘤学的医疗和研究工作。

1946年，吴桓兴在英国伦敦大学附属医院内墙上看到一则为支持中国招募人才的启事。他得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急需各种人才时，他毅然谢绝院方的热情挽留，放弃在附属医院放射治疗科副主任的职位，放弃了本有崇高学术地位、优渥生活待遇以及一流设备和发展条件的英国，再次回到祖国，担任上海“中比镭锭治疗院”院长。这所医院虽然是中国第一所肿瘤专科医院，却只有40张病床，可见当时国内医院各种的工作条件和医术知名度，都不可能和英国的一流医院相比。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吴桓兴拒绝了国民党政府送来要他离开大陆的飞机票，坚定地要留在上海工作。他说：“我的根、我的事业在中国，我哪里也不去！”上海解放后，他曾经给陈毅市长写信，表示“我是一个归国华侨，我爱我的祖国，我心甘情愿地放弃优厚的待遇回来，就是希望能用自己的所学，致力于祖国的医学事业……我将竭尽全力来促进这一学科的建设和进一步的发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而面临诸多困难，吴桓兴主动将自己的工资降低一半，同时，还主动向国家捐献出自己当时已拥有的医疗设备、花园洋房以及小汽车。吴桓兴院长的生活一直保持简朴、节俭，家里的日常生活用具也经常自己动手维修，或请师傅帮助修理一下就继续使用。

亲赴朝鲜战场

铸就铁血侨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桓兴的父亲曾随团回到祖国考察观光。此时父亲告知已在毛里求斯为他买了房子，希望他能在那里开业行医，还可以在当地政府中兼职发展。但他不为所动，并耐心说服了父亲，仍要留在国内参与和支援国家建设。吴桓兴亲眼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医疗卫生事业发生的巨大变化，他常说：“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这是我们华侨几代人的共同愿望。华侨是因为家乡贫困才出外谋生的，尝尽了人世间的辛酸苦辣，但他们始终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具有炽热的爱国热情。我们愿为祖国的强大和昌盛贡献自己的力量。”著名的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女士曾经这样评价吴桓兴：“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为祖国的肿瘤事业献身的精神值得每一个人称赞。他是一个高尚的人。”的确，他是一个执着的爱国者，一个为了祖国的肿瘤事业献身的爱国者，一个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战火烧到我国的鸭绿江边，祖国处于危急时刻。1952年，吴桓兴和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一起，响应祖国号召，受军委卫生部之托，前往朝鲜前线，参加战伤救护和原子弹核辐射特征的鉴定，他们与朝鲜人民军一道，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了一场异常艰苦的战斗。赴朝的征程充满危险，他和王淦昌都感到，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虽然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是吴桓兴毫不畏惧。在朝鲜战场上，他们用科学的手段证明，美国人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们使用的并不是原子弹。

在朝鲜战场上，吴桓兴和王淦昌还经常为志愿军指战员讲解原子弹原理以及防护知识。有时还和美国、土耳其的战俘聊天，吴桓兴那纯熟的英语，热情和蔼的态度让战俘倍感亲切，因而战俘也就很容易听进他讲的正义道理“为什么你们侵略朝鲜是错误的”，让很多“联合国军”战俘心服口服从心灵上接受改造。他们在朝鲜战场工作四个多月，他亲眼看到被志愿军战士打得横躺竖卧的美军坦克和装甲车，亲身感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那高昂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念——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再也不受外国人欺负的民族自豪感在他的心中油然而生。

从战场回国后，他被任命为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所长，为我军创建了放射生物学科，指导辐射损伤的研究。1958年，他调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担任院长，与另一位我国肿瘤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李冰默契合作，一起规划建设我国第一所肿瘤医院和研究所。其间研究所逐步引进人才，完善科室建设，以及后来扩建新院所，开展重点肿瘤临床防治与基础研究，成果斐然，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肿瘤医学事业蓬勃发展。

侨界赤子情怀

学界成就卓著

吴桓兴在促进中国肿瘤放射治疗设备现代化、国产化方面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各医院尚无肿瘤专科，更无一所肿瘤医院。当时吴桓兴还在担任上海镭锭治疗院（后改为上海肿瘤医院）的院长，他带头呼吁国家要尽快建立肿瘤学科，他曾以“医学放射学目前发展状况”为题，在《中华放射学杂志》（1954年第1期）上著文，详细回顾了放射学的历史与现状，展示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出放射治疗学必须从以放射诊断为主的放射线学科中独立出来，以适应肿瘤临床的需要。同时，他还强调应该大力培训放射治疗专业人才，并以实际行动亲力亲为，创建了我国肿瘤放射治疗的学科。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正逢三年的自然灾害，他节衣缩食，又一次主动放弃保留工资，大幅度地降低自己的工薪待遇，以至得了浮肿病。此后在那特殊期间的十年中，吴桓兴受到无端的政治迫害，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能忍受一切，但不能容忍别人玷污他那颗热爱祖国的心。在为周恩来总理治疗的过程中，他特别用心。1972年夏天，周总理就查出癌细胞，他对那时的医疗小组制定的保守治疗方案十分不解，总理几次病情恶化，他都心急如焚。总理逝世后，邓颖超大姐将一个座钟送给吴桓兴院长作纪念，并向他道歉：“总理是党的人，要听党的决定。有些未按你的建议做，请你谅解。”每当回忆起此情此景，他总是热泪盈眶，难以控制感情。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像年轻了很多。那时他主持编写了《实用肿瘤学》《医学百科全书：肿瘤学卷》等重要参考书。并且，他积极推动国际交流，接待很多代表团来访并带领我国同行到欧美国家访问。这一阶段可能是他一生工作最愉快的年代。

1984年4月，在第三次全国归国华侨代表大会上，吴桓兴院长担任中国侨联副主席，对海外华侨华人的赤诚爱国之心他深有同感，心里始终装着对海外华侨侨胞关心关爱的情怀，所以他和很多国内外的侨界人士都很熟悉。他深深地牢记从毛里求斯回国时父亲对他的祈盼，父亲曾经说过“一定把最好的孩子送回国为国效力”，吴桓兴院长就是带着这样的家庭嘱托回国学习、工作的。

改革开放之后的吴桓兴焕发了青春，他积极促进国际交流，学习外国的先进理论和经验，培养新人。在他倡导下，医院大力支持抗癌新药的研制，并取得了可喜成就。1984年，73岁的吴恒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通过他入党的支部大会上，吴桓兴站起来满面笑容激动地发言，幸福的泪水顺着面颊恣意流淌，参会的每一个人都被深深地感染。从此，他不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肿瘤专家，而且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吴桓兴一生为人真挚、热情、诚恳、善良，无论是什么人，他都一律平等对待。他对医疗作风认真负责，对上门请他治病的病人从不拒绝。就连他回毛里求斯探亲期间，也为当地老百姓和华侨看病。身为学术权威，他在外国人面前从来不卑不亢，即使外国的老朋友来访华时，他的言行举止也注意得体，炎黄子孙的豪情在他身上彰显无遗，“祖国的尊严就是我的尊严”，这使来访者对吴桓兴敬佩不已。

回眸百年历史，在祖国每个关键的历史时期，广大爱国华侨都能急祖国之所急，舍身忘我地英勇投身于艰苦的斗争第一线，为祖国献出青春和热血，为革命作出重要的奉献。今天，在梅州众多华侨史书对于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建设发展中，对广大华侨的爱国情怀均有记述，唯独对广大归侨侨眷的英雄业绩，至今仍鲜有披露和深入研究，这一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归侨楷模吴桓兴对于我国临床肿瘤医学事业的贡献将被载入史册。1988年3月，在吴桓兴逝世两年后，为纪念他在中国肿瘤防治方面作出的贡献，在北京市成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桓兴肿瘤医院”。吴桓兴院长，是我国临床肿瘤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他的治学和敬业精神堪称典范。

（作者系梅州市客侨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