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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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版:读书
2024年3月8日 放大 缩小 默认        

侨乡内外的女性形象
——客家女性生存构成的“侨”文化元素
□张 钊

嘉应学院周晓平教授专著《客家女性生存地位的深层构成:以民俗与民间文学双重视野为重点研究》(以下简称“周著”),于2022年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系“客家学研究丛书”第六辑系列成果之一。周著以较为详尽的笔墨,论述了客家民间文学与客家女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主要从两个角度展开:客家民间文学以大量的篇幅再现了客家女性的生活与生存方式;客家女性利用客家民间文学这种精神媒介把客家社会、人生描绘得客观而真实,体现出客家女性的优秀与不朽。正是由于这样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深刻的地方文化内涵加持,周著于2023年5月荣获“广东省第十届民间文艺著作奖”二等奖。细细读来,不难发现,全书主要以梅州这一全国重点侨乡为地域背景,书中有大量内容涉及侨乡文化和客家女性华侨,可谓“侨”味十足。具体而言,书中的“侨”文化元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过番谣”的来龙去脉

“过番”是闽粤乡间对于出国谋生一事的叫法,“过”即前往,“番”即外国,表达十分传神。在闽粤两省的侨乡社会,有关“过番”一事的民间传唱十分普遍,最有代表性的要数歌谣了。闽南、潮汕等地都有脍炙人口的过番歌,梅州同样如此。周著在内容上的一大亮点就是收集并展示了大量梅州的过番谣。由于出国谋生的多为男子,过番谣主要从留守侨乡的女性口中唱出。例如,周著前言部分第2页的《过番情歌》和第3页的《过到番邦更加难》就是篇幅较长的过番谣,形象地描绘了侨乡女性眼中家中男性出国谋生的艰辛。

为了进一步展开论述,周著第四章第六节为“过番谣:客家及其华侨女性的文化记忆和身份认同”,共26页的篇幅(第139—164页),从客家人的迁徙历史谈起,细致、深入地解读和分析过番谣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例如:第146页出现了《月光出世系奔波》《劝郎莫过番》《妹送亲哥去过番》《回头唔见嫩娇妻》《亲哥过番两分离》《哥出南洋妹饯行》等多首过番谣;第148页出现了《十送郎》;第142、145、147、149、150、151、152、154页各自出现一首无题的过番谣;第153页出现了两首无题的过番谣。周著将过番谣最大的艺术特色概括为“缠绵悱恻”。至于内容和感情基调,周著则将过番谣分为三类:迫于生计出国的无奈;出国后的悲惨境遇;对亲情、爱情与生死的守望。

单就一节在全书所占的篇幅而言,有关过番谣的这一节在周著中可谓重中之重。对此,作者在书中总结:“客家过番谣的内容,大多表达了夫妻离别诉苦、诉请和异地生活的情形,体现了客家华侨集体记忆在形成客家移民文化中的主导作用。”

与“侨”相关的女性习俗

翻阅周著,也不难发现与“侨”相关的女性习俗。除了过番谣外,留守侨乡的客家妇女在劳动过程中还有唱竹板歌和山歌的习俗。周著第103页的《十嘱郎》和《闹财礼》就是两首较有代表性的竹板歌,描绘了客家女性辛勤劳作、操持家计、任劳任怨的情景。与此同时,周著第31页和第163页也介绍了客家女性从事体力劳动时对唱山歌的缘由。唱竹板歌和山歌这两大习俗与上面提及的过番谣不同,主要是歌颂客家女性的勤劳勇敢,而非诉说感情,与“缠绵悱恻”的过番谣相比,多了一丝柔中带刚之美。

周著也有关于侨乡客家女性婚姻习俗的独特描述,主要有两点:番邦与家乡隔山娶;异族通婚。第80页详细描述了何为“隔山娶”——父母为出国谋生的儿子在家乡娶亲,儿子本人不在场,多以“公鸡”为替身,由人抱着与新娘拜堂,新娘从此成为“看家婆”,操持家务,侍奉公婆。与之相对应的是在海外成长的客家女性融入了所在国社会,部分人选择了异族通婚,例如马来西亚沙巴州客家人与当地土著通婚的现象普遍。(见第90页)

此外,周著中还有关于海外客家女性丧葬习俗的描述。例如:第63、64页分别提到了香花佛事和“拜血盆”这两类悼念母亲的经文中常见的意象;第134、135页提到,起源于梅县的“斋嫲”(客家女性出家修行,负责做法事,超度亡灵)早已传至东南亚;第136页介绍了印度的客家女性在丧葬仪式上的服饰特色。

这些与“侨”相关的女性习俗,背后体现出的是客家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重要作用,令人不得不感叹女性的伟大力量!

流传到海外的女性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是民间文学的一种主要形式。周著中介绍了不少客家人群体中流传甚广的女性神话传说。其中,第13页提到了许多流传到海外客家人社会中的神话传说,如“林姑娘万里寻兄”“水尾圣娘海上显圣”“椰姑娘”“中国公主”“中国寡妇山”“中国皇帝向马来公主和亲”“女护士的手指”“马来半岛采锡工人苦”,等等。此外,第58页提到了“三奶夫人”随客家人移民到泰国,第62页提到了“女水鬼”和“伯婆”在新加坡的传播。这些女性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形象,或勤俭,或辛劳,或顾家,或贤惠,或仁慈,寄托了客家女性对真善美的追求。

文本中的客家女性华侨形象

周著第五章“粤东与东南亚客籍作家的民俗民间文学情结与女性书写”内容十分丰富,介绍了大量海内外客家人创作的文学作品中的客家女性形象,其中就有不少是客家女性华侨。例如:第158页提到了黄火兴创作的纪实性乡土文学作品《喜妹过番》,第159页提到了程贤章创作的《我生命的摇篮和驿站》。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出国与丈夫团聚的客家妇女,她们一路颠沛流离,历经艰辛来到丈夫的居住地,为了生活而辛勤劳作。黄遵宪的《番客篇》则花了较多笔墨描述南洋客家妇女在婚嫁、饮食、交游、服饰等方面的习俗,相对于故乡的习俗而言,既有传承也有嬗变。(见第201、202页)

为了进一步表现文学作品中的客家女性华侨形象,周著在最后一节中用了大量篇幅介绍东南亚各国多位客家女作家的创作情况。例如:第227、228页对新加坡孙爱玲的《碧螺十里香》中的戏曲名伶关凤慈这一形象进行了解读;第230、231页对马来西亚流军的《海螺》中的四姨太这一形象进行了解读;第232、233页对马来西亚丘士珍的《峇峇与娘惹》中的娘惹这一形象进行了解读;第234页对马来西亚吴仲青的《梯形》中的妓女这一形象进行了解读;第235—237页对印度尼西亚袁霓的《花梦》等一系列以爱情和婚姻为题材的作品中的纯情少女这类形象进行了解读。上述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均命运多舛、饱经磨难,苦情意味浓厚,体现出时局动荡的大环境下女性的挣扎、反抗与坚忍。

(作者系暨南大学出版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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