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满红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家住在梅城梅正路，儿时的我常到街上溜达。一次，行到学宫下面的凌风西路，卡楼下，有个十七八岁的阿哥在摆小摊。他坐在小板凳上，手里拿着一个小空心铁罐。我有点好奇，走过去，蹲下。他用一根小木棒，来回穿过双层空心罐，再把小木棒放在凳子前的纸上，然后，手往罐边捻了一下，便从卷筒里拖出一张人民币，纸币一张连一张。这样竟可来钱？ 摊位袋子里还有几个“来钱罐”，不过，小摊无人问津。那时我虽年幼，但不信这一套。这样能来钱，你不是可以在家坐享其成，还要来卖“来钱罐”？我站了起来，头也不回便往家里走。

刚到门口，二哥满脸神秘地说：“阿弟，我在草丛里捡了个金丸子！不过，是真是假，还不晓得。”我跟着他上了二楼。他从袋子里掏出龙眼般大小的金丸子，我捏在手里，有点沉，金灿灿的。“真金不怕火炼。”二哥点燃煤油灯，用小铁夹子夹住丸子，放在灯火上烧，又端来一碗冷水。烧红了，把丸子丢在水碗里，“滋溜”了一下， 又夹起来，“你看，还是金灿灿的。”拭干，再放在灯火上烧。三番四次，烧了又浸，浸了再烧。最终，丸子还和原来一样，金灿灿的。他得意地说：“拿到银行兑换，少不了一二百元。阿弟，兑了，你想买什么？”我说：“我想买个玩具马车。”“好，只是零头呢！”二哥很是慷慨。

那时，中山街有间商店，玻璃柜里摆了不少洋玩具。我曾多次到店门口，目不转睛地盯着里面的小马车。老板见我看得入神，便拿了出来，放在柜上。小四轮车上，安着一匹小骏马，长和高约三寸，绿色。老板上紧发条，放在柜上，马车“哒哒”地走，我有点入迷，情不自禁捏在手里。老板说：“细哥崽，买一个，才3元呢！”我抚摸着，可是口袋里没钱，终究还是放下，舍不得但又只能失望地回家。想到这里，只见二哥拍拍胸膛，蛮有把握地说：“阿弟，我们去银行兑钱！”我喜滋滋地跟着他，兑了钱，马上可以顺路买下心爱的玩具马车。我跟着他来到银行柜台，柜台里的阿叔接过丸子拿进去检测，不一会儿，就出来了，脸上有点严肃，说：“假的。”便把丸子交还给二哥。我俩垂头丧气。

回到店里，父亲得知此事，浅笑了一下，一字一板地说：“要记得，钱，全靠做来。”父亲开门店，平时不给我们零花钱，怕我们乱花。不过，得知我想买玩具马车，便牵上我的小手，来到中山街那间商店，买了我喜爱的玩具马车。老板抚摸了我的小脸：“细哥崽，你爸爸真疼惜你。”

回到家，我把它放在床板上，上紧发条，马车“哒哒”地走起来，我十分开心。“钱，全靠做来”，父亲这句简朴而实在的话，我记在心里。

“做”就是“劳动”。

一次 ，学校发动学生做手工，说县里要搞展览。我回到家，“做”成了我心中的“数”。我找到一本连环画册，上面有用硬纸片剪手工艺品的图示：一个大哥站着，手握锄头锄土堆，他手上有牵线，一松，“卟”的一声，锄头凿到土堆上。

我找来一块硬纸片，照着图示画、剪，拴上线。父亲帮我把它钉在小木座上，就可以安放，不用拿在手里。

送到学校，老师试拉一会，十分高兴。送县上，在小学生手工劳作展览会上展出，还得了一张小奖状。

这件事，我铭刻在心里。

幸福，全靠“做”，辛勤做，诚实做，创造性地做，成了我的人生信条，沁润我心，伴我成长。

“做”，一字值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