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奕宏

前 言

熊理是梅州籍南社成员中最晚入社的一员，入社的时间在1918年4月，其时南社已经步入黄昏时期。其于诗文创作并未投入太多精力，其时正在南洋推动华文教育活动，而这也是南社成员重要社会身份之一，因此熊理的南洋视学活动是其人生的重要华章之一，甚至得到孙中山、章太炎等当时著名政治活动家、学者的关注。

一

熊理（1890—1953），字衡三，出生于广东梅县白土堡泮坑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家庭。其父熊采宾是一位地方中医，同时饱读诗书，能文善诗，著有《登高杂咏》一卷，其兄熊瑜（字耨村）也是一名地方教育家，善诗文，著有《拙庐诗草》《拙庐诗草二集》。熊理的一位堂兄熊退（字素村）早年留学日本，与留学日本的梅县冷圃同仁钟动、温见、曾伯谔、侯过、曾蹇等人关系非常密切。在熊理的家乡梅县，晚清时期兴起留学日本的风潮，他的泮坑同族尚有熊越山曾经赴日留学，并且加入同盟会，成为近代民主革命家，后来参加辛亥革命梅州光复，1913年在汉口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秘密行动，与南社的中坚宁调元一起被黎元洪杀害。他哥哥熊瑜的白土堡同乡好友梁扩凡也是南社成员。由此可以看出，熊理在加入南社之前，已经与南社的众多社友有着或隐或现的社会关联。

由于受到家庭经济状况的限制，熊理并没有实现他留日的梦想，而是在家乡坚持读书生涯，并在家乡的泮香两等高小学堂任教。其父熊采宾谓熊理“年方冲龄 ， 即令其研习医书，颇有心得。然其志向上，忆其年十五时，其族及亲友有往东洋日本游学图发达者，彼知家中无力令往观，其题族兄宜璇所画折扇《黄菊诗》云：‘一花一团体，一叶一自强。不借东君力，能兴我种黄。’年十八任家族学校教员，编历史地理教科书，后就读于两广方言学堂，奔走政界，译述《美法宪法释义》。 ”展现了青少年时期熊理不为条件所限，坚持自学自强的志向。其时正是晚清新学兴起的年代，乡土教育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熊理在泮香两等高小学堂任教前后，通过钻研地方史志和地理知识，在1906年冬至1907年先后编写了《嘉应乡土历史教科书》和《嘉应乡土地理教科书》，前者还得到当时嘉应州劝学所总董饶芙裳为 之作序。此时的熊理年未弱冠，已经展露出写作和研究学问的才华，有从事著述的志向。不久他离开家乡前往广州，就读于两广方言学堂，为提升自身的学养奠定基础。

熊理的一生，经历了从基层教育工作者，到海外华侨教育家和华侨社会活动家的嬗变，并以从事华侨历史、南洋侨情研究、华文报刊编辑活跃于民国中叶，在南洋泗水、上海、广州等地饮誉一时。抗战时期，他又投身大后方支援抗战的西南、东南运输工作，成为一位技术官僚，晚年则成为一位社会活动家。但最为出彩的人生片段，还是他加入南社前后作为民国中央政府教育部派出的南洋荷属总会视学员的身份，在荷属南洋地区推动当地华文教育工作，争取维护南洋华侨的权益和权力所作出的努力。这段时期，也是熊理在著述上精力最为旺盛，成果最为突出的时期。

二

熊理是在1916年被教育部聘为南洋荷属群岛视学务总会学员的。当年熊理前往南洋开展第一次视学活动，历时二百余日，对爪哇东中西部的华文学校的办学情况进行考察调查。1917年，他开展第二次视学活动，由于工作成果突出，被奖励月津贴国币100元。1918年，熊理的足迹遍及荷属东印度的东部群岛。1919年，熊理展开第三次视学活动，主要考察西部群岛的华侨学校的办学情况，其间曾经短暂回国参加在山西举行的全国教育联合会会议，获教育部授予二等视学奖章。

熊理受政府委派开展的南洋视学活动，早在晚清时期已经开展，如广东龙门籍举人刘士骥就曾多次奉命到南洋荷属、南洋英属地区进行视学活动，指导、规范和推动当地华侨的兴办教育活动。与刘士骥的视学活动不同，熊理的视学活动是长年驻点在南洋地区，具有考察调查、指导管理的功能，同时起到联通南洋华文学校与北京教育部的沟通协调作用。熊理在南洋期间，以泗水为工作中心，担任了泗水学务总会调查员、《教育报》总编辑，撰写和发表了《视察华侨学校的系列报告》《南洋荷属华侨学校一览》《民国七年爪哇华侨概要》《调查民国七年爪哇华侨教育报告》《爪哇华侨学校成绩展览评判报告》《荷领东印度群岛荷兰学校之华侨学生状况》等，熊理在视学活动中规范华文学校的考试内容，也会负责作文的出题，因此他还针对性撰写了《作文教授之商榷》进行指导。

1918年，熊理担任《教育报》总编辑，同年与韩希琦、黄宣猷一起被华侨总商会推为回国请愿代表，呼吁修改中荷条约以保护华侨。熊理后来撰写了《第一次废约运动经过》一文介绍了前因后果，主要是当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中国政府已经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在南洋荷属地区的华侨华人，特别是入籍当地的华人担心荷兰政府倾向于支持德国，如战端肇起，面临被征兵与祖籍国阵营作战的困境，因此荷属地区华侨先后在泗水、巴达维亚、西部群岛发起成立华侨联合会，向祖国政府请愿要求修改前清时期中国政府与荷兰政府订立的《中荷领事条约》。这次运动虽没有成功，但在国内引起很大的反响，包括在南方开展护法运动的孙中山也曾经致信熊理，了解南洋荷属华侨同胞的有关诉求。最后，熊理等人因此被荷印政府驱逐出境，他在1919年归国，后长期从事华侨教育。

三

熊理回到国内，曾经在1921年底至1923年4月在家乡梅县担任县长一职。由于长期在南洋从事华侨教育的缘故，在此期间他也结识了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包括章太炎、邱菽园、黄炎培、张一麐、黄梅客等人士。章太炎曾为他的著作《策广东》作序，闽籍新加坡名士邱菽园曾赋诗《旅次留赠熊理》：“众里乍逢君，风前手又分。最难年少子，爱读六朝文。”江苏名士张一麐也有诗《赠嘉应熊衡三理，并题其 所著文》：“海外文翁君独步，满栽桃李送春回。羲轩遗种思归汉，不数虬髯古霸才。即论文字亦清遒，筚路君家启骅骝。我愿坚车加速率，慈航普渡到新洲。”这些学界文坛前辈都对熊理文字才华表示赞许，认为他有著作之才。熊理确实通过在南洋实地的调查和研究，对南洋地区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有了一定的了解，并为此撰写了大量的华侨研究著作。他在卸任县长职务，离开梅县后，前往上海，任职于暨南学校（后更名暨南大学），并参加上海华侨联合会，担任负责宣传的执行委员，与之共事的同乡南社社友有谢碧田和林百举，另有梅县同乡、旅巴达维亚华侨丘心荣。1928年，他在《华侨》杂志撰文《侨务委员会设立之目的职责和性质》，对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侨务工作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在暨南学校《南洋研究》杂志、上海华侨联合会《华侨》杂志以及《侨务汇刊》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有关南洋华侨的单篇论著，除了华侨教育和《南洋荷属群岛地理》外，其中尤以经济学领域分析居多，如《中国对南洋贸易概观》 《南洋社会经济分析》《荷印华侨经济之危机》。熊理被旅京华侨学会吸收为会员，因此他作为早期的中国华侨史学者，与活跃在上海暨南大学的南洋侨史研究学者李长傅、刘士木、温雄飞、姚枏等相比，还是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熊理返回广东，在广东省财政厅任主任秘书，这可能与他结识梅州同乡、平远籍的曾养甫有关，1929年，曾养甫曾经担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常务委员。1936年曾养甫出任广州市市长以及兼任广东省政府财政厅厅长，熊理在此前后在《银行周报》发表《粤省社会经济繁荣策》，在《自强杂志》发表《广东经济对策》，在《广东银行月刊》发表《粤币史要》，在《新民》杂志与黎秀石、陈礼颂联合发表《广东财政概况》，1937年在《新粤》发表《政治统一后一年来之广东财政》，论述的正是“南天王”陈济棠下台后，曾养甫由中央政府派遣出任广州市长和兼任财政厅厅长等职后的广东社会经济状况和政局。由此亦可看出，熊理在与曾养甫等关系密切之后，已经从侨务、教育领域转型出任金融和政务官僚。当然，在此期间，他仍在从事多年来感兴趣的经济管理研究。

令人意外的是，熊理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初在广州撰著《论语管窥》一书，此举有迎合当时执政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倡导的尊孔读经的风气之意，因此得到广东众多名流如陈济棠、邹鲁、杨寿昌等题词、题签、作序的捧场。早在上海期间，熊理就曾撰著《尚书的政治学说》一书，论述中国人上古以来的政治观念变迁，就人治与法治、农业经济的政治、心理学的政治等概念进行论述，批判了《尚书 》 政治学说中，君与民位置颠 倒，德治太重、法治太轻的思想。 总的来说，熊理的两部“解经”之作，反映出他对传统经典研究下了一番功夫，秉承了他勤于著述的进取之心，不能以他性格中的趋时一面简单概括或忽视。《尚书的政治学说》近年还被山西人民出版社列入“近代名家散佚学术著作丛刊”，以影印方式再版。其早年又曾译述《美法宪法释义》。著述领域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南洋地理学、教育学，由此可以说，在30多位梅州籍南社成员中，熊理是继古直、邹鲁之后留下著述较多的社员，只是由于他较少涉足诗文创作，后来又转型成为技术官僚，在南社研究中被学界所忽略。

四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侵华铁蹄逐渐蹂躏占领东南沿海地区，也包括华南沿海地区，西南大后方的运输成为中国坚持抗战的重要命脉和生命线，中央政府特派曾养甫任滇缅铁路督办公署督办。1942年，他以中风残躯奉命出任交通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其间滇缅公路修建成为一项重要工程，管理机构为西南运输处，全称“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由曾养甫和宋子良主持，熊理获委任为贵阳分处处长，参与抗战物资的运输工作。负责滇缅公路运输的南侨机工，是由从南洋归国的爱国青年华侨组成的运输队伍，由于熊理曾经与侨务工作结下不解之缘。1939年，熊理任政府侨务委员会慰劳团团长，慰问南侨机工，他还撰写通讯稿《海外华侨与祖国运输》。1943年下半年，他还参与创办《西南风》杂志，担任社长，但该杂志到了1944年1月就停刊了，可能与他调任公路总局东南办事处处长，前往湖南有关。

抗战胜利后，熊理退出政界，1951年尚在广州，曾与老友黄炎培保持来往，但不久后就前往香港定居，1953年在香港逝世。早年新加坡诗人邱菽园赞誉他“最难年少子，爱读六朝文”，熊理的诗歌作品目前虽然只找到一首，但他的确是一位热爱读书，勤于著述的南社社员，他留下的《与友论<庄子·天子篇>释》《桐城古文述评》，证明了其爱读六朝文的传统文人的一面。当然他的主要贡献，还是青年时期推动南洋华文教育的作为以及相关的华侨研究成果，此外抗战初期他还参与家乡梅县水白中学的创办活动，办教育纵贯了他的人生主要时期。至于他中年后的人生转型，也反映出一部分近代客籍知识分子通权达变，趋时济世的人生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