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威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朝代鼎革之际，士绅们面对新旧政权时，往往心怀矛盾。作为深受儒家忠君思想影响的读书人，改换门庭在他们眼里并不光彩，但是要“舍生取义”，誓死追随“旧主”，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其实对于普通的士绅和民众来说，一般的改朝换代最多不过是换个“东家”而已，不过对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宋元、明清之际，在深受夷夏之防影响的国人眼里，改换门庭是很难被容忍的。

其实，相对于在朝堂和地方上的风云人物，大多数普通读书人并无改变时局之力，他们即便是心怀故国，但也不得不做起了一个普通的新朝顺民。生活在明末清初梅州地区的南明举人廖衷赤就是其中之一，在“不明不清”的年代，他断了功名之路，只能留心地方公益事业，以诗酒自娱。

器量淹雅 名闻乡里

据《梅江区梅县廖氏源流》记载，廖衷赤，家名应超，字荩孟。他的先祖居住在程乡县石窟都招福乡，在黄沙村乌土溪一带生活（今蕉岭县三圳镇和新铺镇一带），他的祖父廖子亮于明朝万历年间（约1610年）迁居程乡县大塘面（今梅县区城东镇石月村）。明朝万历末年（约1619年），廖衷赤由大塘面迁至黄塘（今梅江区城北镇黄留村）开基，生有三子。其去世后，与妻子姚氏合葬于今梅江区城北镇显坑。

关于廖衷赤的生平记载，编撰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程乡县志》（刘志）亦有简短的传记：

廖衷赤，字荩孟，世居城西门外。以《诗经》中乙酉乡试十一名，值鼎革，不准与会试。食贫力学，诗酒自娱。其文章淹雅立就，邑中著作多出其手。性和易，不形喜愠，三尺童子咸乐近之，然不可干以私也。邑令王仕云雅重其人，比之陈大丘云。甲寅之变，群小嫉其正直，设计窘辱。郁郁成疾，不数年而终。所著有《诗经讲章》《五园集》等书，未受梓。子若孙能世其学，为邑庠有名，庶几竞其未逮之志焉。

这段话的大意是廖衷赤世居城西门外，曾以《诗经》中乙酉（1645）乡试十一名，但正值明清鼎革之际，不准参加会试。他食贫力学、诗酒自娱、文章淹雅、性情和易，喜怒不形于色，儿童都喜欢与他亲近，但他从不为自己谋取私利。康熙年间担任程乡县令的王仕云对他十分敬重，把他比作东汉名士陈寔。康熙甲寅年（1674）发生了三藩之乱，一群小人嫉妒他的正直，设计羞辱他，导致他没几年就郁郁而终。廖衷赤著有《诗经讲章》《五园集》等书，但没有付梓出版，他的子孙有考中秀才的，或能实现他未能达到的人生志向。

而明亡之前中举的潮州府举人李楩、李士长、陈衍虞虽然在明亡后淡于仕进，但被清廷召唤参与了1654年的会试。廖衷赤反倒在无奈中保持了遗民的本色。

由于廖衷赤在梅州历史上算不上一位非常知名的人物，所以文献中对他的记载不多，仅散见于地方志和一些诗文集之中，《胜朝粤东遗民录》《明季潮州忠逸传》《明末广东抗清诗人评传》作了些转引介绍，就连他的生卒年都不清楚。对于廖衷赤的生卒年，《程乡县志》无记载，《梅江区梅县廖氏源流》则存在着两个前后矛盾的记载，一说他生于明万历丁亥年（1587），是明万历壬子（1612年）举人；二说他生于明万历辛亥年（1611），这两个年份相差了足足24年，且族谱中没有他卒年的记载。在《程乡县志》中，记载他在甲寅（1674）之变后没几年就郁郁而终，所以可以推算出他的卒年要晚于1674年，大概就在1676年—1679年之间。

如果他生于明万历丁亥年（1587），那他去世年龄大概在90岁，这个年龄对于古人来说非常长寿。按照这一说法，王仕云在康熙七年（1668）开始担任程乡县令时，廖衷赤时年81岁，王仕云对他十分敬重，把他比作东汉名士陈寔。陈寔出身卑微，读书刻苦，为政修德清静，受世人敬重。另外陈寔生于104年，卒于187年，与廖衷赤类似，都很长寿。但《梅江区梅县廖氏源流》在这个说法之后又记载廖衷赤是明万历壬子（1612年）举人，这则与其中举事实年份相差甚远。该书中另一个说法是廖衷赤生于明万历辛亥年（1611），那他的卒年大概在65岁，比较符合古人的寿命长度，但这与族谱记载廖衷赤在明朝万历末年（约1619年）由大塘面迁至黄塘开基的说法存在矛盾。试想一个不满十岁的稚童，如何作某地的开基始祖？不过，县志中又说他“世居城西门外”，说明廖衷赤的父辈或者祖父辈已经居住在西门外（黄塘）了，不然如何叫做世居？这样说来，也有可能是因为开基的年份或者开基的人物记载有误。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前往了廖衷赤在黄塘的故居世綵堂，发现世綵堂敬奉的开基祖牌位是廖衷赤。世綵堂内还有几副对联，其一为：“承先代缔造六十年，思创业维艰，愿将孝友恢先德；垂后昆规模千百载，念守成不易，喜有诗书启后贤。”其二为：“积阴德以贻子孙，为可继也；行孝义而恪祖考，勿替引之。”其三为：“我守我业，下嘉种，培良田，我业留以贻子孙；吾爱吾庐，由礼门，居安宅，吾庐不独贮妻儿。”这些对联表达了屋主对子孙后代的教诲和期盼，希望他们能够继承祖德、读书明理、诗书传家。除此之外，祖居内没有发现其他有用的线索。所以只得姑且置之弗论，以待方家指正。

不明不清 群小难容

《程乡县志》中较为简短含糊的记录，使人产生了几个疑问。一是廖衷赤中举后，为何朝廷不让其参加会试？二是群小为何要嫉妒羞辱他，致使他郁郁而终？

关于廖衷赤的中举时间，在志书中有多种说法，在康熙《程乡县志》他的传记中，记载他“以《诗经》中乙酉乡试十一名”，乙酉即1645年。而在《程乡县志卷之二·规制志·坊表》章节里，却有如下记载：

元魁接武坊，在儒学外门右，旧贤关坊址。崇祯十年，知县陈燕翼鼎建，康熙十年知县王仕云重建，为明己酉科解元戊辰科会魁李士淳、丁酉科经魁侯谨度、丁酉科熊端蒙、丁酉科邓维坤、戊午科曾一唯、戊午科陈可钰、戊午科邓维翰、甲子科翁耆石、丁卯科丘陵、庚午科梁思诚、癸酉科肖墱、丙子科解元叶著、己卯科李楩、己卯科张琚、壬午科叶家俊、廖衷赤。国朝甲午科侯作霖、丁酉科梁奇定、丙午科解元游定海、丙午科林肇煃、己酉科邓之麟、己酉科许钟英、壬子科侯敬授立。

从这个记载中可知，在儒学外门右，有一座在崇祯十年由知县陈燕翼兴建、康熙十年知县王仕云重建的元魁接武坊，其中有记载廖衷赤为壬午科举人，即1642年。

另外，在县志中记载举人名单的《程乡县志卷之六·人物志·科目表·乡科》中，没有廖衷赤的名字。康熙年的县志中之所以出现空白，是因为当时的修志者不承认他的举人身份，有意遗漏删除。这个说法在后来的光绪《嘉应州志》中有解释，在光绪《嘉应州志·卷二十》中，有“廖衷赤，有传，隆武伪号举人”的记载。在光绪《嘉应州志·人物》中，有“案：葛志刘志廖衷赤隆武乙酉举人，而刘志科目表又削而不载”的记录。

廖衷赤生活的时代正值明清易代之际。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明朝灭亡。李自成在北京建立大顺政权后，率大军兵临山海关，但却在一片石之战中被清军与明总兵吴三桂的联军击败，随后一路败亡，清军也顺势入关，自此天下大乱。在南方地区，各地残余明朝势力相继扶持了弘光、隆武和永历等政权，以图复明。清顺治二年（1645）四月，弘光帝朱由崧被俘。同年闰六月，唐王朱聿键在郑鸿逵、郑芝龙、黄道周等人拥立下，于福州称帝，改年号为“隆武”。隆武帝继位后励精图治，为了拉拢天下士子和培养自己的执政班底，在时局艰难之际，隆武帝仍决定开科取士，并于隆武二年（1646，丙戌年）六月在福建举行了乡试。按照明朝制度，每逢子、午、卯、酉之年八月，在各直省举办乡试，由于此次乡试是补行上年乙酉科乡试，所以仍称乙酉科，廖衷赤的举人身份就是这次乡试中考取的。

本来中举是一件能够光宗耀祖的大好事，但可惜生逢乱世，好景不长，在此次乡试后几个月，清兵南下，郑芝龙率部降清，福建隆武政权覆灭。不过此时的清朝势力并没有完全控制闽粤地区，这些地方处于明清势力拉锯反复之中，如活跃于金厦之间的郑成功的部队，在永历三年（1649）改奉永历为正朔，并在永历四年收复过潮州府，此时程乡县也处于其部的实际控制之下。但是随着时局不断变化，清朝势力愈发强大，1664年（康熙三年）3月，郑经放弃闽南沿海各岛，全面撤兵退守台、澎。

清朝统治的逐渐稳定，使廖衷赤的隆武朝举人身份显得越发尴尬。不单单是廖衷赤，据《南明隆武朝福京乡试考论》一文的说法，乙酉科乡试举人的姓名爵里、生平行迹等，往往不详。一方面是适逢明清易代、不明不清时期，档案文献保留不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该科举人很多都参加了抗清活动，如冯澄世、李茂春等，深触清朝统治者的忌讳，所以不得载诸地方志。如康熙《莆田县志》称：“福建有丙戌乡试，莆田中式三十一人。依《八闽通志》，不敢开列。”所以当朝政府不让廖衷赤参加会试也显得顺理成章了。

好在廖衷赤遇到了赏识敬重他的县令王仕云。王仕云在康熙七年（1668）至康熙十三年（1674）担任程乡县令，此时的程乡县因为兵燹战乱，城池多处崩塌，官署文庙破败不堪。王世云在任期间带头捐俸，组织修复了城池、官署、文庙、城隍庙、曾芳忠孝祠等建筑，兴建七贤祠、望杏坊表等，对梅州地区文教事业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因而在梅州士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也可能正是这个原因，王仕云在康熙十年（1671）重建元魁接武坊时，在坊表上记录了廖衷赤的名字，承认廖衷赤的举人身份，而别人对此也不敢有所异议，只是王县令隐晦地把他的中举时间从乙酉科改成了壬午科（1642）。另外在廖衷赤的故居世綵堂内，有两块新建的牌匾，一块写着“乡进士”的牌匾上，有 “明德崇四年己卯年（1639）廖荩孟”的落款，另一块写着“举人”的牌匾上，有“明崇祯十五壬午年（1642）廖荩孟”的落款。稍加考证，前者应为“清崇德”，后者应为“明崇祯”才对。这两块牌匾虽然有讹误，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那个“不明不清”时代，文献记录容易出现疏漏或是被人有意无意修改的情况。另外这也不是孤例，除廖衷赤外，他的同科举人镇平林丹九也在康熙《镇平县志》被移花接木记录作“壬午科举人”。还有程乡（后分割属籍镇平）人汤应龙，其在《程乡县志》中记录为壬午科举人，而在康熙《镇平县志》中亦记录其为壬午科举人，也属于同一种情况。

廖衷赤作为士绅的一员，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除上文中他与其他士绅合立“元魁接武坊”外，据县志记载，他还首倡修建城南渡，同合乡置田租八石二斗三升。在崇祯十一年《祥云庵义置佛座碑记》中，也有廖衷赤捐资的记录。同时一向生性正直的他，不合时宜，可能遭到了某些人的忌恨。1673年底，打着反清复明旗号的“三藩之乱”爆发，1674年，王仕云离任程乡县令。这个时候拥有隆武朝举人的身份的廖衷赤的处境，就变得十分微妙了，加上一直庇护他的县令大人的离任，一些小人就开始趁机设计窘辱他，致使廖衷赤郁郁成疾，不数年而终。

心怀故国 寄情诗文

廖衷赤留存下来的诗文并不多，散见于《程乡县志》《粤东诗海》《梅水汇灵集》《梅水诗传》等，其所著的《诗经讲章》《五园集》等书，没有付梓出版，所以没有流传下来。

在《程乡县志》中，有廖衷赤所作的《曾王二公合祠记》。曾即曾芳，是五代时期的程乡县令，其时瘴疫流行，他以大囊盛药置井中，民汲水饮之而愈，后人名其井为“曾井”。王即王仕云，其时离任程乡县令后，程乡县的绅士里民感怀他，于是把他与曾芳一起合祠祭拜。在文中，廖衷赤夸赞王仕云：“以学术经济卓兴吏治，李泉李衡，所在有声。及令程署埔，皆不期年而民治、文教蒸蒸蔚起。虽元城化暴，昌黎训顽，不过是也。公改令程乡计七年，所事治民安，异政上闻。”“今以曾公浚其源，王公畅其流。旁达四溢，润泽九州，行矣。”廖衷赤把王仕云的功绩与曾芳、刘元城，韩愈相类比，表达了他对这位县令大人的敬仰和怀念。

在清末民初人管又新（幼惺）所编著的《宜俗新编》中，有一篇署名为廖衷赤的《修西岩序》，文中前有阴那山的描述，后有：“余宦游十余载，以国难归里……”句，似不符合廖衷赤的人生经历，倒是与李士淳的经历非常吻合，很可能是编者张冠李戴了。因为清初李士淳、李楩父子均曾在高西岩驻足，与牧原和尚何南凤往来密切。据近人彭精一、曾举直记录，在民国年间亲睹西岩尚有李楩所书留下的碑记。但这也不排除西岩碑记中列有廖衷赤的名字，间接佐证廖衷赤与李士淳、李楩有交往，参与维修西岩寺的活动。

可能是因为敏感身份的原因，现存下来的廖诗，多为悲今怀古、咏史感怆之作，内容都比较隐讳，其中几无透露任何个人信息和行迹。《胜朝粤东遗民录》说他的诗“所为诗多感怆之音，”并说《悲今昔》一诗是廖因“时桂王不能中兴，衷赤深为寄慨，故诗云然”。该诗中有“江山旧苍郁，极目尚可睹。江山虽如故，周京已禾黍”等句；在《清明感怀》中，有“迂怀难近俗，古道不宜今”“不堪回首望，泪滴故乡心”等句，体现其心怀故国的黍离之悲。其实就连廖衷赤的名字，可能也有这一层深意。廖衷赤家名应超，衷赤应该是他后来所取之名，衷赤即赤诚之心的意思。廖衷赤字荩孟，荩的本意是一种可以制作染料和造纸的草。同时，荩通“进”，有进用之意，后引申为忠诚，如荩臣（忠臣）、荩言（忠言）、荩谋（竭忠尽善的谋略）等，“荩”与其名字“衷赤”相呼应。孟大概是指其在家中排行老大（孟仲叔季），这也与族谱记载廖衷赤在兄弟四人中居长相符合。

廖诗中还有他对自身遭遇的感叹和对前途的迷茫，如《冬夜客中》中，有“栖栖无所事，岁月已蹉跎。世事尚如此，吾身将若何？”之句；《泊舟江楼》中，有“何堪霜与雪，重廹病兼愁。自悔蹉跎久，终年在客舟。”之句。此外其诗还有《老人行》《古风》《塞上曲》《古别离》《宫词》等，表达了对悲苦和离别的感叹。

作为一名前朝士子，面对才华无法施展的现实，饱受宵小打压的遭遇，只得把对故国的思念和生不逢时的愤慨化入诗中，真是“相逢鸿雁尽哀鸣，故园旧事空相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