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远

笔者的家乡在平远石正镇周正村塘坝屋，屋堂住有八九户、四五十人。昔日的农家受房间和被褥、草席限制，七八岁大的小孩也与父母共床眠。家中更不可能备有客房。因此“搭床眠”便应运而生。笔者有两个姑姑都嫁至江西寻乌县岑峰乡，屋堂里，其中的四个伯母分别来自梅县梅西镇、兴宁黄槐镇。姑姑回娘家，伯母亲属来走动，或是朋友光顾，当天是不可能回家的，必须在屋堂住宿。这时，必须空出床来供客人寝息。屋堂的人就只有拼床搭床眠，这是第一种情况。其二是农家户户房间少（笔者家只有2间房屋），孩子好大了，实在不便跟家长睡在一起，只能在屋堂或邻屋搭床眠。搭床眠上至四五十岁的家庭主人，下至七八岁的小孩；平时，“东家男孩跟西家男孩搭床眠，西家女孩跟东家女孩搭床眠”也不在少数，这是“亲不亲故乡人，甜不甜家乡水”的真实写照。第三是读书搭（共）床眠，一个人带棉被，另一个人带席子与禾秆，学校提供铺板。笔者读石正中学初中与王某松共床眠，读平远中学高一上学期（下学期后调回石正中学至毕业）与凌某华共床眠。

1960至1970年间，笔者经历两次较长时间搭床眠。第一次是1964年冬，国营平远上丰煤矿要在我家后面的石子硬山新建一个煤窑工作面（井），煤窑工作面（井）离我家2公里左右。上丰煤矿派该矿工人张师傅（梅县丙村人）和父亲两人前来开疆拓土，山上未有住房前的一个月，理所当然张师傅只能住在我家，笔者与二弟两人的住房空出来给张师傅住，我们兄弟俩搭床眠。

第二次是1970年，平远县委派工作队下乡，到农村开展“斗、批、改运动”。上级派来杨某伟（女、大学生、梅县人）、潘某某（大学生、广州人）、黎某生、易某凤（女）等四位同志进驻笔者所在的200多人的生产队。工作队队员入乡随俗，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时称“三同户”。此时，生产队队长和大队党支部何书记苦口相劝我母亲，从政治角度考量，无论如何要接受一位同志的吃住事宜，母亲满腹狐疑。父亲从工厂回来知道此事后，深知生产队、大队干部的艰辛不易，其顾大局，识大体，乐于接受做黎同志的“三同户”。这样，我与二弟两人长时间在屋堂或邻屋搭床眠。遥想当年，在物质匮乏时期，梅州农村搭床眠的现象比比皆是。

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生活大改变，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儿女两三岁，最多四五岁，家里就会千方百计地哄她们与父母分床睡，真是天壤之别。现在，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家家住房条件改善，被褥、床单有余，房间装空调，与此同时，备有客人专用被褥。如果来客多，就会把他们领进宾馆、旅社住宿，再也不用搭床眠了。搭床眠终于走到了岁月的尽头。放下过去，重拾荣光，满怀信心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