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丁

老六给我打来电话时，我正和当事人聊着案子。他说，我回来了，到老地方来一下。

我看了一眼手表，快要五点。我和当事人的约谈还没结束，加上晚高峰的交通路况，我说，可能得七点。

他说，抓紧点。老六总是这样，找人或者办事，一个电话，言简意赅，说话做事从不拖泥带水。他认为，时间就是金钱，没空发微信，你一句我一句，太浪费时间。

老六是我大学同学，同一个宿舍，他排行第六，我是老幺。宿舍八人只有我和老三老六通过了司法考试，老三还考上公务员，去了法院。我和老六则在律师事务所当律师。毕业前，我们吃了个散伙饭，那晚大家都喝得很醉，只记得老六用他高亢的嗓音重复唱着：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拿到毕业证，老六像上了弦的箭飞向省城，我留在这个四线小城市。

这些年，老六在外面干得风生水起，每次回来都叫上一帮同学邀上老师喝个痛快。同为律师，他知道这行的工作性质，只要手上的案子没有处理完，半夜加班，又或是无休止的出差都是常有的事。如果老六在饭桌上没见到我，就在电话那头叫嚣，一天到晚忙成啥样，面都见不上。死脑筋，这点活儿不会让助理去干？

毕业二十年，老六已经从一个普通律师干到了合伙人，助理好几个。上次回来还听他说准备投资设立一家新的律师事务所，律师已经不是他的职业，他已经走上了资本的道路。而我，依旧在四线城市，守着我的小案件，程序化过日子。

放下电话，我继续和当事人谈案件，当事人对我提出的解决方案颇为满意，当下决定把案子交给我。签完委托代理合同，我匆忙收拾好笔记本电脑和一沓材料往目的地赶。

老地方是老六在本地的一个会所，设在城郊，雅俗结合，有吃饭唱歌的房间，也有写字画画喝茶的配置，对内不对外。

老六时常回来，一开始说是大城市活得太憋屈，回来见见老师和同学，透透气，再后来有业务需要，回来的次数更加频繁。他给我一把会所的钥匙，让我随便安排。他知道，我不会擅自使用。老六常批评我，会所只是个工具，谈成事才是最终的目标。我似懂非懂，老六拍了拍我的肩膀重新回到光觥交错的酒桌。

老六喜欢交朋结友，只要他在，会所必定高朋满座。在老六的会所，我认识了不少在各个部门担任要职的领导，也见到过认识的法官。那次，老六见我埋头吃菜，用胳膊肘杵我，示意我给上座敬酒。我不胜酒力，加上还约了当事人谈案子，便假装不知道。事后少不了老六的一顿批评，说我那个小案件收费可怜，而那个座上宾，能让我获得本地很大部分的案源。

到了会所，我径直往里走，奇怪的是并没有像往常那样，美女相迎，热闹非凡。我在进门左手边的茶室见到老六。他坐在沙发上，香烟在他手中或明或暗，面前的烟灰缸装满了掐灭的烟头，烟味呛鼻。

抽风机也不开。我咳嗽了几声，打开墙上的开关，又把窗帘拉开，推开窗户，傍晚的凉风瞬间涌了进来。

老六没有抬头，只是猛地吸了一口烟，随后把手中的半截香烟用力戳进烟灰缸。

这个老六，完全不是我认识的人。人前，他谈笑风生，高谈阔论，背地里，常给我灌输如何在经济大潮中快速攫取收益的观点，同时憧憬着自己很快就能在律师收费的二八定律中占据那百分之二十的一席之地。

其他人呢？我问。

他依旧没有抬头，只是用力地深呼了一口气。

我打趣道，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让我开心一下。这是我们宿舍哥几个互损对方的惯用句式。按理，谁说了这句话，对方必定假装挥起拳头。老六依旧沉默。

我猜，他一定遇到了难办的事。

他缓缓抬头，望向窗外，说，旧城改造那个案子，涉及的领导和法官都落马了，估计我也难逃关系了。说完，他把头深深地埋在手心。我心中一惊，这个案子标的额巨大。

激流勇进——我突然想到他常给我灌输的这个词，可如今，他却在激流中卷入漩涡。我和老六都陷入沉思，唯有墙上的时钟滴答滴答发出声响。

告别会所，我匆匆往回赶，刚接的案子得写答辩状，准备证据材料，够我忙上一阵。

离开前，我把会所的钥匙还给了老六。

老六和会所淹没在夜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