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宗帅

尘生：

我十六日晚到了北京，第二天到了颐和园去。二十年后的北京，初到时真认不出来了，看见了九十三岁的齐白石先生，他还很清楚记得二十多年前的事，当面画了一张画给我。中秋在北海公园看月亮，昨天重看见你们出生时的医院，一切都在变，我想到你时，感到你的生活太紧张，我愿你多休息，多看古代我们民族的遗产的东西。

祝你好！爸妈好。

风眠 九月

（据自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出版《林风眠长短录》p231）

据李丹妮（尘生）的媳妇欧阳鹭英告诉笔者，这是一封写在贺卡上的短信。不到两百字的短信，信息量却不少，从中可以读出20世纪50年代初林风眠的心境与觉悟。这是林风眠离开杭州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避居上海之后，参加华东美术工作者协会的一次北京之行的活动。当时，可能是考虑到其历史地位，林风眠受邀赴北京出席全国第二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时间是在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我们现在看，原信落款时间可能是在九月卅日（9月30日），但在《林风眠长短录》上，仅只写九月，没有注明日子，或可能是编者认为信中的字因模糊而难辨吧。

其时适逢中秋，又是国庆，又是文代会，又是贺卡，但林风眠在字里行间却没有躬逢其盛的兴奋，只字未提大会与国庆，似乎其状态是游离于盛会之外而自寻其所。他这一次上北京，好像全是怀古叙旧。去颐和园、北海公园和李丹妮以及女儿蒂娜出生的医院；另外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拜访白石老人。白石老人见了这位已从校长位子上下来流落上海滩的老朋友，“他还清楚记得二十多年前的事”——林风眠就任北平国立艺专校长时，曾经三顾茅庐聘齐白石来校教授国画。情义依然，齐白石当场作画相赠，虽然画面简约点，但“老弟教”三字，不失敬重之意。毕竟是九十三岁的老人了，也算给足了林风眠面子。至于在北京时“初到时真认不出来了”与“一切都在变”，并没有多少雀跃之情，而是笔锋一转，“我想到你时，感到你的生活太紧张，我愿你多休息，多看古代我们民族遗产的东西”，有点与形势格格不入的情绪在里面。从这封短信，可以读出林风眠敏锐的政治嗅觉与高度的文化远见，“多看古代我们民族遗产的东西”，对“认不出来了”与“一切都在变”，显然是一种质疑，与梁思诚的保护北京古城的呼吁是如出一辙。在这点上，林风眠的确有我行我素，决不媚俗逢迎的傲骨。在这类家常性的书信中，最为朴素的文字，却包含着深邃的哲思，这就是林风眠的作派与功底。形成这种思想，固然有其历史积淀，但更与那几年的遭遇息息相关。

潘其鎏、金碧芬、陈积厚与裘伯浒（裘沙）等等学生，都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特别是裘沙，作为无意之中伤害林风眠先生负疚沉重的学生，笔者不但读过他的忏悔回忆，而且还当面聆听了他的肺腑叙述。

先听林风眠的1971年6月25日《狱中陈述》：“1951年，我离开杭州到上海，因为身体不好，要求到上海去休养，学校同意我去。”“身体不好”自然是托词，不够深刻，于是又有了1971年8月13日的“陈述”，涉及思想：“结果领导这样搞，感到前途失望，自己就熟悉水墨画，为了逃避，就离开杭州到上海来了。”直至1988年，林风眠才向时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萧峰和盘托出：“说实话，当时我担心批判我，因为我的画那时叫‘新派画’，属于该批判的资产阶级之列。我想与其挨批判，还不如早离开。”

林风眠心知肚明，这是政治，叙述得平和，但并不说明现实的平安。裘沙于2005年4月18日致同学金明玉的信，披露了整个事件全过程的来龙去脉：在裘沙作汇报土改收获的典型发言中，在某些老师的教唆下，林风眠搞的新派画提升为“反动的资产阶级艺术”，而又名之为帮助林风眠与一起搞新派画的同学提高认识。此发言稿还在校刊上套红推出，显然是发出了批判的信号。裘沙还写道：第二天陈积厚看到我一言不发，立即走开。潘其鎏掉头向地上狠狠地吐一口唾沫，喊一声“呸”！真有点像是文革的预演。根据当时的形势，裘沙也认为，林风眠及早离校，是较好的选择，而他自己也选择了离校北上。为此付出惨痛代价的是:他给新派画定性，竟使自己与恩师关系中断。作为一名知恩图报的学生，裘沙的内心之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根据苏天赐的回忆，当时学校的情况更加严峻：“在1950年那一年，从批判我和吴大羽开始，解聘了吴大羽，接着送我去政治研究院，随后是逮捕丁天缺和另一名学生，几个教师轮番做裘沙的工作，施加压力，使他上台控诉林风眠对他艺术思想的毒害。”

对林风眠离杭赴沪，最后从自己亲手创建的杭州艺专离职出走，还有不同的声音。有人为主政者开脱，认为并没有这么严厉，是林风眠胆小怕事。但沈培（原名沈培金）的反思，却于另一角度作出了判断：五零年尾五一年初的镇反运动，老师丁天缺、同学严良被抓，美院校方借此敲山震虎，整肃“新派画小集团”大会，江丰疾言厉色地说：“什么新派画！新派画小集团一批人，在林风眠家里吃鸡。沈培金，鸡肉吃不着，啃鸡骨头。”此冤，五十六年矣。本人在此声明：从未去林先生家，从未与林先生言谈。画不好，跳舞又勿会，林先生不爱我。张怀江有眼，没培养我典型发言。我贪生怕死，出卖了潘其鎏，使他受苦。我是犹太。无人啐我，也是。遗恨终生。（《孤山一片云》沈培著，2014年出版）。关于“吃鸡”一事，劳诚烈曾亲聆周昌谷这样回忆：林先生离杭赴沪时，十分孤寂，他与马玉如前往帮助打理行李送行，还将剩下的一只鸡杀掉一起吃了。真是冤死沈培金了。正直坦荡的人忏悔，应该忏悔的人却没有吱声，而选择的只是粉饰与遗忘。

对林风眠过早的打压，使林风眠成为知识分子中的先知先觉者，这是因祸得福。在画家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主动地寻找体制之外求生存，为自己换取个人的生养空间，虽然不能获取完全的自由，但至少比体制内的画家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可以摸索走自己的路。

在1953年的北京文代会上，裘沙先生遇见了恩师林风眠，但留下的是十分尴尬的一面。裘沙在《深沉的大海》中有这样的描写：“几年以后，我在一次全国文艺界端正文艺思想的大会上见到了林先生，已经不是我所熟知的那乐观而安详的林先生了。我立即从他沉默而冷峻的外貌中感到他内心的寂寞和孤独，这更增加了我内心的负疚和痛苦，上前去打了个招呼。”这也可以说是林风眠寄李丹妮贺卡的言外之意，一个十分客观的注脚。

几十年过去以后，谈起这些刻骨铭心的往事，裘沙先生更加怀念与老师林风眠在一起的日子，还向笔者念叨着林风眠五十大寿时，自己前往庆贺合影的痛失。当笔者从潘其鎏留存的遗物中，发现了两帧裘沙与同学们簇拥着林风眠的照片，扩印放大快递北京，裘沙先生收到后来电话，其真诚与激动之情的表露，令笔者动容。

1953年9月23日，徐悲鸿全天出席全国文代会并担任执行主席（王震编著《徐悲鸿年谱长编》，上海画报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这时林风眠正坐在台下。26日晨，徐悲鸿先生病逝于北京医院，而林风眠这张短信卡片正写于这几天后。徐悲鸿曾在1950年的《光明日报》国庆节特刊上发表《一年来的感想》，其中写道：“解放以来，美术事业的蓬勃发展兴起，在我国美术史上开创一个新纪元，以前流行的形式主义和我国原有的陈腐恶劣的末流文人画，在新的文艺政策和方针下销声匿迹，不打自倒，这是我和一部分搞美术的朋友与之斗争了将近三十年，不能得到的成果，尤其使我感到兴奋的是当年推行形式主义的大本营——国立杭州艺专，现已改为中央美术学院杭州分院，一年以来，经过彻底改革，树立了正确的教学方针……”再也不是什么学术之争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已从学术、思想，一直到了政治，步步在提升。这或许才是林风眠避居上海的大背景——林风眠是明白人，只有这样才会找到生息的空间。

在20世纪的50年代初期，没有单位等于失去了经济来源，是十分恐慌的，林风眠自然也遇上相同的困扰。据潘其鎏讲，手头拮据时，他就曾帮老师变卖画册与唱片，添补家用。但更大的抗压能力，还是林风眠夫妇没有旧文人的迂腐，卖画与代人装帧书籍成了生存的经济支撑，为自己换取了自由空间。卖画，销售情况时好时坏，但还是可以为继，以画养画，成了林风眠比其他画家多条活路的“化缘人”。可以生存，又可以排除干扰，“为艺术战”的理想再也不是空中楼阁，而成了实实在在的每天日常，赢得了十五年的黄金艺术生涯，成就了中西融合创作的累累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