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冬梅 （嘉应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硕士）

首先，长篇小说《彼岸岛》没有因袭既往的叙事成规，写成一部单颜色的历史，诸如黑色的血泪斑斑的抗殖史或印尼的排华史，或红色的抗战史或者渲染南洋作为化外之地的充满色欲的情爱史，甚至也不写华商在南洋的创业史，而是创新性地写成了一部满溢着生活细节和生存理性的大时代客家民间五颜六色、诗意斑斓的生存史。同时也规避了坠入后现代历史虚无主义式的话语陷阱。作家面对历史的创痛和苦难，不以受害者口吻作激情的控诉，而以一种辩证而客观疏离的态度重新审视时代苦难，体现出作家的历史理性。

其次，对底层乡民形象的更新和鲁迅以及沈从文为代表的中国现当代基于启蒙理念或现代性焦虑而书写的极丑和极美二元对立的乡民形象不同，作家书写了一群善恶混融，尴尬而风流，认命也抗命，具有生存智慧的“主客同一”的人物，同时突破了“客家女性”的刻板印象，尤其对“女性自杀”的书写，撤除了莫言、路遥和张宇等诸多著名作家书写同类场景时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意识。

第三，叙事形式的出新，主要表现在嵌套性、散文化的跨文体叙事，类魔幻（超验）现实主义的手法，“多圆形”的叙事结构、“及物性”的语言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