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龙

鲜明的“原乡意识”与隐晦的“抵抗美学”是青年作家陈柳金的短篇小说集《草木香》较为直观的美学意涵。事实上，对于故乡的忆念、凭吊、忧思与书写往往是很多作家的偏好，如约克纳帕塔法之于福克纳、“故乡”之于鲁迅、“湘西”之于沈从文、“香椿树街”之于苏童、“商州”之于贾平凹、“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地坛”之于史铁生、“马桥”之于韩少功以及“胶东半岛”之于张炜。同样，“颍川村”也是陈柳金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标志性空间，或者是故事的发祥地（《微光》《白色村庄》《博古架》《玉液琼浆》等），或者是人物难以割舍的故土（如《草木香》《大吕的初夏》《风筝风筝》《年魅》）。这种在文本中反复出现的地域空间，既代表着作家对扎根其中的生存空间的真切体验和历史记忆的把握，也成为小说人物的精神家园（《风筝风筝》《草木香》）与灵魂寄寓（《大吕》）甚而是生命支点（《年魅》《出阁》）。

在《草木香》的叙事架构中，颍川村与其说是具有原型意义的精神家园，毋宁说是流离乡愁的殊异面相：《微光》里的方伯、夏婶，《白色村庄》里的老爷子执着地坚守在日渐衰败的颍川村，实际上表征着现代文明冲刷下的当代人对生命源点的心理依恋与精神渴慕；在城市拼搏的大吕、塘鲺等人对颍川村念念不忘，只因他们发现颍川村才是历史回溯与诗性救赎的最终指向，从而补足残损的灵魂世界和失重的精神家园，进而规整与重塑无根漂泊与精神游浪的都市生存。尽管颍川村已经不是生机勃勃的桃花源，那里芳草萋萋、人烟稀少，但是比起同样充满了惶惑与迷茫、无法排解的内心烦恼与焦虑的都市来说，还是显得更为真切可亲。小说中无论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还是农裔城籍的城里人总是难以与都市建立深度的价值认同和精神勾连，能够令他们魂牵梦萦、心颤神凝的依然是记忆中生动鲜活而蕴意深远的颍川村。这种人在都市却怀念田园，身处当下而精神却孤独游离的症状既源于断裂分离的城乡症结与现代困境，也源于忘却乡土的负疚感与迷失感。颍川村的衰败象征着乡土精神被肢解与蚕食的无奈，也表征着历史演进的无情与冷酷。城市文明的现代繁华与极致便利并不能抚慰庇护漂泊的心灵，却加剧了忘却故土、丧失自我、迷失本色的焦虑与惶惑，小说人物在敏锐的生存感知与诗化的田园乡土之间来回奔走，这不同于都市工作之余的乡村休闲，也不属于简单的精神怀旧，而是逃离、背叛与溯源、再造的情理悖谬与矛盾叙事。这种漂泊体验与原乡眷恋既构成文本深层的叙事伦理，又成为现代生存模式乃至精神结构的深刻悖论。

乡土传统的浪漫宁静、自然灵性面临现代化进程坚定有力的渗透与侵蚀已经土崩瓦解，其破败荒凉的现状实际是对怀旧梦的一种消解，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生活具有不证自明的合理性，对于都市景观的异己感与疏离感既有农耕民族深层的集体无意识召唤因素，也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高速转型迭代所导致的经验失衡有关。原乡世界的诗意想象与精神隐喻往往需要借助城市空间的衬托才更显真实，正如《乡土中国》所言：“乡村其实不过是城市的影子，城市走到哪里它也跟到哪里。”但城市生活的冷漠、机械、傲慢确实需要乡村的诗意来慰藉、平衡、调剂和补偿。从表层来看，小说将原乡意象、乡土诗意与都市社会、异质景观交织在一起，充分展现了当代生活的复杂混沌，也达成了文本内部紧张饱满的张力结构。从深层来看，小说跳出了日常经验的牵缠纠葛，进入现在与过去、理想与现实的间隙之中深度探寻对抗现代异化的平衡逻辑与抵抗力量，反思与批判现代潮流及其支配力量的冷漠单调，将现代文明与人情世相的复杂与深刻形诸笔端，因而看不出叙述者的臧否褒贬，也没有黑白美丑、进步落后的简单对立，而是尽力展现时代真实、生活样态的纠结交缠、错综叠映。在此意义上，小说反复提及的颍川村既非对于过往记忆的温婉眷恋也有别于乌托邦理想的精神巡礼，而是在探讨克服当代人异化趋势与精神匮乏的抵抗力量与救赎可能。这构成作家的直觉使命与创作动力，也是其走向深刻的必然。

（作者系文学博士后、嘉应学院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