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明

由杨宏海先生牵头，杨耀林、安国强、吕莉等人通力合作的文化研究专著《深圳（龙岗）：滨海客家图文志》近期出版发行。可以这样认为，该书是一本集龙岗地域文化、客家族群文化、滨海民俗文化于一体的具有文献价值、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新著，是深圳特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深圳龙岗滨海客家文化作为深圳特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和较为悠久的发展史程；客家民系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南迁汉族移民群体中的一支，是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阔、影响最深远的汉族民系之一。深圳客家是清初形成的滨海客家地区的代表，是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中的一个典型。三百多年来，深圳客家人筚路蓝缕，踔厉奋发，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强烈笃实的家国情怀，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不论遭遇任何艰难困苦，都能勠力同心，开拓奋进，勇毅前行，谱写出恢宏璀璨的文化建设篇章。

滨海地区的深圳客家是如何形成的？有何历史渊源与发展历程？山地客家与滨海客家有何异同？带着这些疑问，笔者打开这部《深圳（龙岗）：滨海客家图文志》，寻觅问题的答案。

1 展现并抒写独特文化

“逢山必住客，无客不住山”，三百年前的客家人一路迁徙，所到之处的平原盆地等地理条件较好的地方，大都被前人占据，只能到山区去开垦繁衍，因此大多数客家人都居住于赣闽粤边区山地，形成了坚守传统、勤劳坚韧、相对内向的山地文化。《深圳（龙岗）：滨海客家图文志》一书昭示读者，早在两宋时期，就有客家人进入深圳地区，但真正大规模迁入深圳，还是与清朝初年的禁海、迁界与复界关系最大。清初，为了对付郑成功的海上武装，清廷从顺治十二年（1655）起两次下令禁海迁界，新安县三分之二的土地被列入迁界范围，房屋全部拆毁，田地不准耕种，不准出海捕鱼，违者一律处死。当时新安县管辖今天的深圳与香港，“迁界令”对深、港地区和沿海一带人民是个浩劫，致使沿海人民离乡背井、历尽艰辛，造成田园荒芜、百业萧条。后经广东巡抚王来任等官员多次进谏，清廷才宣布“复界”。为鼓励农民复界垦殖，清廷制定优惠招垦政策，于是，粤闽赣边区的客家人，尤其是梅州、惠州等地的客家人，纷纷奔赴滨海深圳，开荒垦殖，重建家园。深圳龙岗滨海客家人不仅以罕见的勤劳与坚韧，建起了数以百计的客家围屋，而且把耕读传统带到深圳，办起“光祖学堂”“振能学校”“广培学校”等新式学堂，同时也把原乡的民间艺术带到了深圳，创造出清代康乾时期深圳东部地区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所谓“新邑地处海滨，居民自耕渔而外，不废弦歌”（《嘉庆·新安县志》）。而在民间文艺中，也体现出鲜明的“滨海客家”特色，如深圳客家山歌唱道：“今日脚踩新娘间，一句唐来一句番；今日新郎新娘 very good，明日转到艾斯湾”，表现了当年深圳客家人下南洋后回乡娶亲的情景，山歌中还嵌入了英文，具有独特的风味。而沙头角吴氏客家人，将自己原乡梅州市大埔县的鲤鱼灯舞，带到迁居地，通过创新打造出面向大海的沙头角鱼灯舞，成为深圳首个国家级“非遗”项目。

逐章细读《深圳（龙岗）：滨海客家图文志》，让我们了解到，深圳龙岗滨海客家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地域文化、族群文化、民俗文化相结合而彰显出的亲和力、自然力和野性活力，它既是广袤的岭南大地所孕育出的独特审美品格，同时也超越了地域、族群、民俗而具有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内涵。特别是深圳龙岗滨海客家文化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在深圳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的时代语境中具有独特的启示作用，在新时代中国式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宏伟进程中，凸显出独特的价值，承载着重要的意义。深圳龙岗滨海客家文化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方面均有自己独特、丰富、厚重、创新的内容体现。从本质上来说，深圳龙岗滨海客家生态民俗文化是儒家“天人合一”观在特定地理环境中的继承与发展，并与深圳经济特区经济政治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形成良性互动。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而言，深圳龙岗滨海客家文化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而保护和发扬作为深圳土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深圳龙岗滨海客家文化，最关键的是要坚持文化多元化的方针，坚决抵制文化霸权主义。

2 演绎并培养文化自觉

曾几何时，“深圳没有历史”“深圳是文化沙漠”的谬说流布甚广。但随着以杨宏海等人为代表的客家文化研究工作者的不断深入调查和潜心研究，以及研究成果的相继推出，这种谬说逐渐被解构和颠覆，这种锲而不舍的学术情怀着实难能可贵。通读《深圳（龙岗）：滨海客家图文志》不难看出，杨宏海等该书作者具有一种难能可贵的文化自觉精神。何谓文化自觉？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这四个字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是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中引起人类心态的迫切要求。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各民族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否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向西方文化认同？上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生都被困在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之中，包括梁漱溟、陈寅恪、钱穆先生都在其中。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步履维艰，怎样才能使中国文化的发展摆脱困境，适应于时代潮流，中国知识分子上下求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以探求中国文化的道路。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有所反思，要搞清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不可能割断历史的，因此，港台知识界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如何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找到接榫之处的问题。在费孝通看来，文化不仅仅是“除旧开新”，更应该是“推陈出新”或“温故知新”。“现代化”一方面突破了“传统”，另一方面也同时赓续并更新了“传统”。

咬定“文化”不放松，扎根原在“客家”中。凭借对深圳龙岗滨海客家的文化历史、时代演进、生活习性的切身感悟和深刻思考，《深圳（龙岗）：滨海客家图文志》于是能做到体例周全，逻辑严谨，叙议兼具，学术性强。全书聚焦地域、民俗、族群三位一体的深圳龙岗滨海客家文化，对当下深圳特区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启示、经验、借鉴和思考。因之，使我们认识到，深圳是一片英雄的土地、人文的土地、改革开放的土地，同时也是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的神奇土地。杨宏海先生及其客家文化研究团队所体现出的“文化自觉”，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对客家文化的具体研究中体现出的一种文化态度。无疑，深圳龙岗滨海客家文化里有许多外地没有、深圳独有的东西，这种地域传统文化，不仅填补了深圳特区文化体系的空白，还可以解决很多特区文化发展中存在的基础问题。现在把深圳龙岗滨海客家文化之瑰宝，用现代语言系统地总结出来、明确地表达出来，使之变成一个公共信息以飨读者，可谓功德无量、善莫大焉。在此意义上，这本20万言的文化研究专著的推出，对深圳经济特区文化的繁荣发展，具有开创性意义，必将以其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遗产价值而被载入深圳文化发展史册。

（作者系深圳著名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