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毅

阅读余怒老师的诗集《蜗牛》，它好像一份加密文件，一个珍珑棋局，不是绝顶高手根本无法破解。

当我们在特定的场景下，遇见某个人，发生某件事，心里有所触动，想要表达，却发现自己难以言说。好比深秋时节，黄叶满地，我们徜徉其中，感觉很美，但在心中搜罗良久，发现那种美只能用“不可方物”来形容。与之相似，阅读余怒的诗，读者也常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无法说清楚诗人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可内心却仿佛被鞭炮炸响的黑夜，声音由此及彼，经久不息，有时还会与诗里的某个句子、某个场景产生共鸣，将自己带入到诗句所营造的意境里去。

毫无疑问，余怒老师是诗歌界的探险家，是一个文学斗士，更是传统语言习惯里的逆行者，可能也是寻常人眼中的“异类”。他放下了现有的既得经验，摒弃了一条容易行走的老路，而选择尝试一条未被开发的、不曾模式化的、与日常语言习惯相背离的新路，并以自己多年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充满新意的文本样式。

一如《蜗牛》里所展示的那样，余怒的诗与我们常见的诗不同，弱化了语言的表达，丰富了人的想象。比方，你在黑板上画一个圆，给它定性为西瓜，那它只能是西瓜，如果不加以定性的话，它可以有很多种可能，可以是轮胎，可以是皮球，可以是太阳，也可以是十五的月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读余怒的诗，很多人都是占了“不求甚解”的便宜，虽然心里头的感觉说不清道不明，猫爪挠心似的，可当我们将目光锁定那些“费解”的文句，用心体会，慢慢地就会觉得有意思起来。

与此同时，在余怒笔下，属于歌的部分已被隐去，属于诗的部分则被突出。放弃了平仄、押韵这些外在形式，固然在某种程度上削减了诗歌朗朗上口的韵味和节奏，但阅读的陌生化带来的理解上的障碍感反而能激发读者潜意识里的探索能力。诗歌与人生，意境与现实，互相参差、印证，给了读者全新的阅读体验。遗憾的是，很多读者因为传统教育、习惯思维的束缚，面对他的诗歌，常常有一种“乏力感”，就像看多了金碧辉煌的画面，再看“芙蓉清水”时会有些不适应。另作一喻，这种感觉就像一群人走路，听着“一二一”“一二一”的号令可以走得很顺畅，忽然喊个“一二三四”，节奏就被打乱了，就不会走了。事实上，“一二三四”与“一二三”相差不过一个数字而已，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是因为它打破了人们旧有的惯性思维。而这，大概也是作为诗人的余怒一贯主张的打破陈词滥调和创新吧。

很多评论家称余怒的诗“藐视了规则”，然而换个角度想想，这未尝不是对自然之序的尊重。从哲学上来说，运动是绝对的，而静止是相对的——余怒的主张和坚守符合这一规律。

在文本之外晃荡了许久，回到《蜗牛》，“存在”一词被多次提及。思维、光照、动物、人……诗人没有写这些被描述的对象因何存在，而是直言他们存在的状态。也就是说，这里的存在是一种客观，至于意义，诗人并没有作人为地阐释，而是放任读者自己去体会。

事实上，诗人去过的茶馆可能是我们也去过，他发呆冥想的状态可能我们也曾经历过。发生在茶馆里的那场相遇，让人不自觉地想起施蛰存先生的《梅雨之夕》；而读到“在我打开门的那个早上，送奶人/将它同牛奶一起，送还给我。/我们互道早安”，我们眼前仿佛开了一扇窗，看见什么，因人而异，用它来形容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当真是太妙了，只是很难用精确的语言进行描述。

每首诗都有开头，一如武学套路的“起手式”。在很多人的概念里，起手式只是客套礼数，临敌时毫无用处。其实，起手式并非无用，而是看你用得是否得法。品读余怒的《蜗牛》，发现集子里有一些诗歌的“起手式”很是吸引人，像《普通语言学》的第一句话就是“直接的感受是尖锐物”，《记录》的第一句话则是“抓住人们所说的”，感觉开宗明义，巧妙地点了题，比如前者，语言是尖锐物，把一个抽象的东西变得具象化了，有助于增进读者的理解，读者只需结合自身经验，结合“恶语伤人”等俗语，可以更好地体会诗中内容；后者也是一样，“抓住人们所说的”可不就是记录吗？不过是用了拟人之后，使句意愈发生动罢了。

“起手式”之后是诗的正文，作为一个看客，有些我们能懂，有些我们不懂，有些我们似懂非懂，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读来有感觉就行了。这就好比说到“独孤九剑”，鲜少有人能记得总诀式、破剑式、破刀式、破枪式、破鞭式……但是说到“无招胜有招”谁都知道，而且每每说起人们总是心潮澎湃。余怒的诗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