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巧玲
花生,世人皆熟知。现在一般的粮油小店都有销售生、熟花生和花生油,超市就更不用说了,花生早已不是什么稀罕物。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花生却是紧缺物资,不是有钱就能在市场上买到的,所以小孩子看到花生就特别馋。那年代,农村除生产队种花生外,也有不少人会在自留地种一点。收花生时,煮熟的嫩花生是小孩子最享受的零食,有些嫩得只有米粒大的花生米,便连壳一起吃下去。成熟的花生晒干后,除挑了些最饱满的做种子外,余下的多用作榨油。有的家庭会留一些必要时用,比如家里有爱喝酒的人,偶尔炒点花生米,邀上三朋两友。我老家揭西有煮擂茶的习惯,花生是必不可少的。擂茶时起码要放一把炒花生米,和着茶叶、香菜一起擂成茶膏,再冲开水,一钵香喷喷的擂茶就煮好了。吃擂茶时,在碗里加入饭菜,若能再放一撮炒花生米,就是舌尖上最美的享受了。
大概在我五六岁时,有一次阿婆出门前,爬梯从房间顶上的储物棚里抱下一个小陶罐,里面装着好多花生。她拿来一个簸箕,交代我剥小半碗花生米中午煮擂茶用。接着她郑重叮嘱道:“不准偷吃哈,我数过的哦!”听到中午有擂茶吃,我可高兴了!我蹲在陶罐前,小手一次次伸进去把花生抓到簸箕里,然后坐到门边剥起来,剥不动的就先用牙齿咬破了壳再剥。此时,比我小两岁的邻居阿朋过来找我玩,见我在剥花生,眼睛都要掉碗里去了。他轻声问:“玲姐,给我吃一粒好吗?”我说:“不行啊!我阿婆数过的,我都不敢偷吃。”他一直坐在我旁边,口水都流出来了,眼看剥完了,就仰头看着我,似哀求道:“玲姐,给我吃一粒吧,就一粒!”看他那馋相,能不心软吗?我看看碗里的花生米,有的被我咬壳时咬裂了,便灵机一动:把裂的给他一半,阿婆就数不出少了吧?于是我挑了好几个裂的花生米,每粒掰一半给他,自己却不敢吃半粒。阿婆回来后问我有没有偷吃,我说没偷,不信你数数。她又问怎么会那么多一半一半的?我怕她误以为是我吃了,只好如实招来。阿婆听了哈哈大笑道:真系昂嫲(客家话,意指傻阿妹),自己去罐里拿的花生,也相信我数过的。二三十年后,她都还会拿这事来笑话我。
二弟四五岁时,我曾亲眼见他为几颗花生“卖苦力”。父亲单位有个叔叔特别爱逗二弟,有一次拿着几颗花生问他要不要,当二弟伸手要时,他却说:“可以给你,但不能不劳而获。这样吧,你来扛我的腿,扛一次给一粒花生米。”于是叔叔坐在椅子上,把腿抬起,正好放在二弟的肩上,左腿放左肩,右腿放右肩轮换着,有时叫他抖一抖,有时又故意往下加点压力,还问重不重。几个来回后,见他有点累了,便把剩下的花生奖给他了。二弟拿着花生,立马向天井另一边的我跑过来,高兴地和我一起分享他的“劳动成果”。
人们收花生有两种方式:土质松的直接拔起,这样难免周边会有点花生脱落;土质硬的则用锄头挖,清泥时也会有被泥土包裹着脱落的。我10岁左右就会像其他小孩一样,扛着锄头去收完花生的地里捡花生,去了总有多少收获。有一次虽收获不多,但个个饱满,我决定把它们晒起来慢慢享用。于是找了个卫生院叔叔送的药盒子,大概比铅笔盒大些、短些,装了满满一盒去晒。二弟比我还惦记这盒花生,每晚都积极去收,但他不敢偷吃,因为我是真数过的。不过收起时他总要问我晒干了没有,于是姐弟俩你一颗我一颗尝一尝,今天一颗、明天一颗,等晒干了也快尝完了。
1976年,我下乡参加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在种花生前,生产队干部每人先称一斤花生种来剥,除去干瘪的看平均每斤能剥出几两花生米,然后每户领几斤花生去剥,再按标准交回花生米,由保管员保管。家家剥花生的晚上,孩子们也特别高兴,他们吃了点干瘪的花生米,就成群结队上蹿下跳地打闹,跑一圈又回去吃几粒瘪花生,整个围屋都回荡着欢笑声。种花生前,为防止有人偷吃,生产队长当着大家的面,把煤油倒进花生米里,拌匀后才开种。后来听说有个小青年故意拿了几粒花生米,在水沟里洗一下就当着几个同龄人的面吃了,以示自己的勇敢。可见这花生有多么诱人!
转眼几十年过去,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如雨后春笋节节高。随着交通发达、物流丰富,孩子们的零食琳琅满目,花生也没那么诱人了。但因花生是高蛋白、富含多种维生素的平价坚果,在市场上仍占有比较高的份额:应季的有水煮花生,常年不断有味润的、味酥的、蒜香味的等等,还有各种花生糖。几种坚果混合包装的“每日坚果”里也有花生一席之地,真是数不胜数。据说老年人每天吃十几颗花生还有益于心血管的健康呢!厨房里,人们除了用花生油炒菜,也会用花生米煲莲藕、焖猪脚、点缀凉拌菜、煲八宝粥等等,有些酒店还会把花生当作餐前零食率先摆上桌。客家人结婚时,新房的桌子上还要摆上红枣、莲子、花生,取“早生贵子、连子连心、儿女双全”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