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育

旺伯的猪肉档支在家门口，紧挨着大马路。

每天天不亮，他就把半扇猪扛出来，搁在案板上。手起刀落，骨头是骨头，肉是肉，利索得像在拆一副积木。来买肉的多是周围邻居，偶尔也有过路的乡人，挎着竹篮，隔着老远就喊：“旺伯，给我留块三层！”

旺伯就笑，油乎乎的手在围裙上蹭两下，举起刀比划：“这块行不？”

也有不喊的。那些不喊的人，往往在肉档前站得久一些，眼神在案板上扫过来扫过去，欲言又止。

旺伯不等他们开口，从装钱的竹篮里摸出巴掌大的笔记本：“先拿去，称多少？”

“旺伯，我……先记着，等下个月工钱结了……”

“没事。”旺伯刀起、肉落，稻草一捆递过去。

那本是学生的作业本，牛皮纸封面沾满了油渍，里头密密麻麻写着名字、斤两、金额、日期。有的名字中间划了横线，表示还上了；有的干干净净一行字，像刚种下的庄稼，等着哪天有人来收割。

六十岁那年，在家人的反复劝说下，旺伯的猪肉档收了摊。收摊那天，旺伯把案板擦了又擦，剔骨刀洗了又洗，搁在窗台上晾着，刀刃上映着白晃晃的日光。

然后他从抽屉底层摸出三个账本。

纸页已经泛黄，油渍把一些字洇得模糊。他坐在门槛上，一页一页翻。

老伴在旁边择菜，头也不抬：“烧了吧，留着堵心。”

几十年的营生，旺伯靠这把刀养大了两个孩子。他笑了一下，起身走到灶膛前，一本一本丢进去。火苗舔上来，纸页蜷曲、发黑，那些名字和日子都成了青烟，飘出烟囱口，散了。

许多年后的一天傍晚，旺伯正在客厅喝茶，一个年轻人敲门走了进来。

“旺伯，不卖猪肉了？”年轻人站在门口，身形清瘦，样貌似曾相识。

“早退休了。”旺伯笑着招呼他坐。

年轻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钞票，整齐地搁在茶几上。“我爸叫刘阿贵，他交代我还给您的。去年他过世了，走前一直念叨，一定要把这笔债还上。”

旺伯打量着年轻人的脸庞，模糊的记忆一寸寸清晰起来。刘阿贵是溪南人，父亲早逝，家境贫寒，靠打零工为生，三十多岁才娶上媳妇。

旺伯看了一眼茶几上的钞票，没有接。“账本都烧了。”他说。

年轻人端着茶杯沉默了一会儿，没有接话，缓缓开口：“那年我妈走了，办完丧事，家里积蓄所剩无几。快过年了，揭不开锅。你知道松口人过年，都要准备炸肉丸、酥烧这些年货，父亲手里拿不出钱，可又想给孩子过个好年。”

他的声音有些发紧，顿了顿：“那天父亲跑了好几家肉档，没人愿意赊给他。只有旺伯这里，二话没说就割了十斤肉。”

“我后来才知道，那十斤肉，我爸记了半辈子。”年轻人把钞票往前推了推，“旺伯，钱您收下。”

旺伯沉默了很久。

年轻人站起来，把钱留在茶几上，朝旺伯鞠了一躬。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旺伯，那十斤肉，我替我爸还了。但这个恩，我还一辈子。”

旺伯摆摆手，目送他消失在巷口的暮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