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林德培

导 读

晚清中国，内忧外患，国步维艰。粤东丰顺诸生丁日昌，以知兵之识、实干之躯，由知县而陟封疆，终成一代洋务重臣。其一生，恰是一部晚清军事近代化的微缩史：从广州燕塘泥炉中的土法试炮，到上海虹口引进“制器之器”，再至闽江之畔督造铁胁巨舰。他不仅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兵工厂，造出第一艘国产蒸汽舰，更首倡三洋水师之议，扛起中国近代军工从仿制到自主、从制枪炮到造舰船的历史重任。李鸿章盛赞其“学识深醇”“洋务吏治，精能罕匹，足以干济时艰”，洵非虚誉。

秀才建军功 乱世试火器

丁日昌（1823-1882），字雨生，又作禹生，广东潮州府丰顺县汤坑乡（今属梅州）人。晚清洋务运动之中坚，历任苏松太兵备道、两淮盐运使、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福建船政大臣、福建巡抚等职。其未显达之时及晚年常寓居揭阳。

虽家世清寒，然丁日昌少时聪颖，志气不凡。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秀才，此后久困科场。咸丰四年（1854），三合会起事，声势浩大，吴忠恕率会党二万余人围攻潮州府城。丁日昌以邑绅身份办团练，率汤坑三千余名乡勇驰援潮州，《丰顺县志·人物志》载其“生擒百余人，东路遂平”。以此军功，选授琼州府学训导。咸丰九年（1859），改任江西万安知县。

丁氏与火器之缘，始于对“西人秘巧”的敏锐洞察。咸丰十一年（1861），他托人“赴泰西购得军火书数册”，延请通晓西文的王锦堂、黄春波（均为闽人）翻译，亲自整理编纂，是为后来著名的《砲录》稿本。据《洋务运动》资料丛刊记载，他还广泛搜罗明清之际传教士西学著述及19世纪中叶西学新书，尤以西方枪炮专著为重，注重引入内容的科学性。通过系统研读与整理，丁日昌在理论上掌握了西洋火器制造的机理。

然纸上得来终觉浅，必亲执艺事，始能穷其理而致其用。同治元年（1862），身为幕僚的丁日昌奉曾国藩之命赴粤督办厘金，在广州市郊燕塘亲自绘图监制，铸成短炸炮三十六尊、炮弹两千余颗，驻粤清军争相求购，声名鹊起。同年，他在燕塘正式设立炮局，仿制西洋火炮，延聘西人教习，采用西法铸造。

其技艺精进，亦得益于与西学名士的交游。在广州期间，丁日昌请早期留美学者黄胜（字平甫）协助搜集技术资料。黄胜曾与容闳同窗，后与王韬创办《循环日报》。王韬所著《火器说略》对近代枪炮原理、工艺及车床应用论述颇详，成书后呈送丁日昌，丁氏又转呈李鸿章，备受赏识。此外，丁日昌在粤期间结识容闳，对其“制器之器”的主张深表赞同。与这批早期启蒙者的切磋，丁氏视野大开，技艺与思想日趋成熟。

沪上造洋炮 履践出卓识

丁日昌通晓火器之名，渐为洋务派大员所知。同治二年（1863），江苏巡抚李鸿章为筹建火器生产基地，特奏调丁日昌赴沪。李在奏折中盛赞丁“学识深醇，留心西人秘巧，于火器尤为究心”（《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同年秋，丁日昌携西洋地图及译著抵沪。

抵沪后，丁日昌迅即创设洋炮局。初创时期条件简陋，主要招募华匠，使用泥炉及锉、磨、旋等手工工具仿造。据《上海小刀会起义后的上海港》等史料记载，丁日昌炮局主要生产18磅、48磅开花弹（一种在当时杀伤力远超实心弹的爆炸弹），同时铸造少量短炸炮（俗称“田鸡炮”，即迫击炮雏形）。所产火器，皆为沪上诸军独有。

时李鸿章麾下有三大洋炮局：一由英人马格里主持，一由参将韩殿甲主持，一由丁日昌主持，合称“上海炸弹三局”。同治三年（1864），丁日昌炮局随淮军西进迁至苏州，成为苏州洋炮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次年年底（1865），丁、韩两局迁回上海并入江南制造局，马格里所部则迁往江宁（今南京），成为金陵制造局的前身。三局合并后产能大增，月产炮弹逾万枚，为淮军进剿太平军提供了坚实的火力支撑。丁日昌在上海所制炮弹，在进攻无锡、常州的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其本人亦因“随官军复常州府，歼擒伪护王陈坤书等”，叙功升补直隶州知府，赏戴花翎。

丁日昌的目光，未局限于器物仿制，而是着眼于国防战略。在上海这一中西交汇的前沿，他完成了两大思想突围：一是战略重心的转移，认定太平天国不足挂齿，真正的劲敌乃西方列强；二是生产方式的革新，清醒认识到传统手工业已穷途末路，必须代之以机器大工业。这一“敌情观”与“生产力观”的转变，奠定了他洋务实践的底色。据《洋务运动》记载，同治三年（1864）八月，丁日昌上书李鸿章，尖锐指出：“船坚炮利，外人长技在此，中国受制也在此”，主张抓住时机“建立制造夹板火轮船厂，为生聚教训之计”。此议深得李鸿章嘉许，为其日后开办江南制造总局埋下了伏笔。

总办制造局 抡才开先河

同治三年（1864）五月，李鸿章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递交《论制造火器书》，提出在上海设厂制造武器与轮船的构想。学界普遍认为，此书实由丁日昌代拟。书中详述上海“炸弹三局”现状，并提出了振聋发聩的主张：“中国欲自强，则无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这一“觅制器之器”的论断，切中了近代工业化的肯綮，是清廷内部关于引进西方机器生产的早期纲领性文献。

总理衙门很快复函，称此议“识议闳远”，命李鸿章统筹办理，丁日昌自然被委以重任。同治四年（1865），在李鸿章授意下，丁日昌运作以江海关通事唐国华等三人赎罪报效银4万两，购得上海虹口美国旗记铁厂。该厂设备精良，能修造大小轮船。随后，李鸿章奏请将丁日昌、韩殿甲两局的部分机器，连同曾国藩委托容闳从美国朴茨茅斯机器公司购回的一百余台机床，全部并入该厂。同年九月，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正式成立。

丁日昌以苏松太兵备道身份出任首任总办，亲自主持拟订章程。他为江南制造局制定了极具前瞻性的发展规划：短期以枪炮弹药生产为主，满足军需；长期则致力制造轮船及挖河、耕织等民用机器；终极目标是培养本土技术人才，使之成为输出技术与人才的“机器母厂”。据《江南制造局记》载，建局之初，经费银54万余两，后以沪关二成洋税为常年经费。雇用工匠两千余人，使用钻、刨、铣等现代化机床。1867年迁至高昌庙镇后，规模不断扩大，陆续建成机器厂、洋枪楼、汽炉厂、铸造厂、轮船厂等，占地扩至70余亩。

同治七年（1868），江南制造局建造的“恬吉”号（后更名“惠吉”）木质明轮蒸汽舰下水，这是中国第一艘自造的蒸汽动力军舰，上海“军民无不欣喜”。至19世纪80年代，该局又增设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等，成为远东最大的军工企业。

“凡事皆以得才为第一务”乃丁氏一贯主张。据孙淑彦《丁日昌先生年谱》记载，总办、督办江南制造局期间，丁日昌“大力罗致通历算、西文之人才”。在陪同曾国藩视察时，他还大力支持容闳的建议，在该局附设兵工学校，专门培养军工技术人才，开中国近代科技教育之先河。

译纂探西学 精研火器法

丁日昌的贡献，不仅在实践，更在理论建构。其编纂于同治年间的《砲录》稿本（十二卷），系统辑录了当时西洋火炮、枪械的制作方法、尺寸规格及火药配方，图文并茂，考订严谨。据《丁禹生政书》及相关馆藏目录记载，卷一至卷十详述火炮种类、部件名称、形制尺寸、铸造工艺，以及火药配制、炮弹与火箭性能；卷十一《砲录后编》及卷十二《军火杂录》，专门收录了216个外文专用名词的音译与释义，极具语言学价值。稿本中附有大量手绘的火炮、炮弹、炮车、炮台图样，堪称晚清引进西洋火器技术的集大成之作，具有极高的学术与文物价值。

虽然担任江南制造局总办仅仅一年九个月，但丁日昌仍以江苏巡抚身份督办。他秉承曾国藩“因制造而译书”之旨，促成该局于同治七年（1868）附设翻译馆，延聘通事及闽粤译人，取“西译中述”之法，专翻制造根本之书，徐寿、华衡芳、李善兰所译《制火药法》《克虏伯炮说》等皆由此出。值得一提的是，丁氏持静斋藏书亦以“天文算法·火攻”为核，重原理而非奇技。

在此框架下，丁氏亲自编译、督编了《枪炮操法图说》《西法炮台图说》《地球图说》《法人游探记》等西学著述，并力促王韬、黄达权《火器略说》刊行。其所译书绝非泛览，而紧扣“火器—炮台—海防—舆地”之实用链条：《西法炮台图说》应燕塘、吴淞炮台之需，《地球图说》《法人游探记》为三洋水师筹海外形势，《枪炮操法图说》更被《丁禹生政书·抚吴公牍》明载为江苏“练军”洋操教材，开单兵枪学制度化之先。

凡此种种，大多未刊刻流传，仅以稿本行世，然已足见丁氏超越一般“购炮官僚”之处。即以科学为体、以御侮为用，实开“制器—译书—育人”三位一体之军工范式，遂成中国近代火器理论与兵工知识体系的重要奠基人。

闽江转船政 铁胁载重炮

丁日昌之军工事业，并未止步于沪上。光绪元年（1875），继沈葆桢之后，丁日昌接任福建船政大臣，旋兼署理福建巡抚。他将江南制造局“觅制器之器”的经验，全面引入船政建设，致力于解决近代火器“载体”与“原料”两大瓶颈。

针对此前船政多产木壳舰、难以承载重炮之弊，丁日昌果断推进技术换代。据《船政志》所载，他主持将旧有打铁、拉铁各厂合并扩建为“铁胁厂”，延聘洋匠斯恭塞格绘制图纸，于光绪元年十一月破土动工。历经年余，至光绪三年（1877），第一艘装设复式蒸汽机、全用铁胁结构的“威远”号兵船下水，继而又建成“超武”“康济”等舰。铁胁取代木壳，不仅增强了舰体抗击打能力，还为装备克虏伯巨炮等大口径火器提供了稳固平台，标志着中国造船工业从仿制迈入研制的新阶段。

与此同时，丁日昌深知“煤铁为制造根本”。他力主推广沈葆桢未竟之业，用西法开采台湾基隆煤矿，以解决蒸汽机与冶炼的燃料之急；又奏请自开铁矿、设立炼铁厂，力求实现“煤铁自供”，摆脱洋人对军工原料的掣肘。此外，他延续在江苏的练兵方略，将船政学堂毕业生编练为新式水师，并奏派闽厂生徒魏瀚、陈兆翱等赴欧专攻制造，严复、刘步蟾等赴英法学驾驶攻战，使船政成为晚清火器与海军人才的另一摇篮。丁日昌在闽江之畔的这场“铁胁革命”，使其军工实践完成了从“造炮”到“以铁舰载炮、以煤铁养炮”的体系化跨越。

筹划三洋策 整顿旧水师

时值“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丁日昌的眼光并未局限于一厂一炮，而是投向了整个海防体系。据孙淑彦《丁日昌先生年谱》，同治六年（1867）底，丁氏上奏陈自强事宜十二款，详陈海防之策。首次倡建轮船水师，提出设北洋（驻大沽）、中洋（驻吴淞）、南洋（驻厦门）三提督的构想，“每洋各设大兵轮船六号，根钵轮船（炮艇）十号”，分区设防，互为犄角，与列强“争雄海上”。次年初，丁氏升任江苏布政使，正式拟订《海洋水师章程六条》。

丁日昌主张裁汰旧式水师，节省饷银用于训练新式海军，并强调海军必须与沿海炮台、岸防部队协同发展。在《代陈丁日昌议覆海防事宜疏》中，他对“练兵”的论述尤为精辟：“陆路之兵，固宜益加训练，外海水师，尤当益事精求。各口岸固须设防，然非有海洋重兵，可迎剿，可截击，可尾追，彼即可随处登岸，使我有防不胜防之苦。”这一论述，精准击中了晚清被动挨打的海防软肋。同治八年（1869），丁氏在江苏率先整顿绿营，成立“练军”两营，全部换装洋枪洋炮，学习淮军洋操，开中国陆军近代化之先声。光绪二年（1876），他与李鸿章、沈葆桢联名上奏，选派学生赴法学习制造，成为中国近代官派军事留学的先声。

1876年底至1877年间，身为福建巡抚的丁日昌曾驻台五个月。在台期间，他不仅整饬吏治、开垦矿产，还“审度地势，妥速筹策”，积极推动台湾的军事与通讯现代化，例如架设台湾最早的自有电线、筹建台湾第一条铁路等。这些举措有力地加强了台湾作为中国东南海防前哨的防御能力。

孤怀对谤言 筚路遗鸿烈

“作得来即成事业，推不去即是因缘。”此联出自丁日昌《百兰山馆联语》，亦是其毕生经营军工、经略海防的沉潜注脚。丁日昌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从一介布衣起步，最终官至封疆大吏，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坚人物。他毕生心血，并不止于铸造枪炮、建造轮船这些具体事务，更在于摸索出一套近代军工的发展逻辑。这一历程，从广州燕塘试制火药、钻研配方起步，到在上海创设江南制造局、奠定实业根基，再到福建督办船政、打造新式战舰以谋求海权自主。此外，他主持翻译编撰《砲录》，融汇中西技术，夯实了军工实学的理论基础；又筹划“三洋水师”布局，目光长远，为国家海防指明了战略方向。

然其督抚东南，锐意“师夷”，触怒清流，谤议沸腾。于凌辰等人斥责他“直欲不用夏变夷不止”，王家璧更是诬蔑他“矫饰倾险、心术不正”，甚至扣上“汉奸误国、媚外卖国”的帽子。加之动用海防经费、创办轮船招商局、修筑台湾铁路与电报线，又被指责为“藉此图利”“竭帑输洋”。面对汹汹物议，丁日昌坚持“任谤办事”，并曾以诗自嘲：“世间无毁那得誉”“人经积毁才方著”。

丁氏之孤心苦诣，终究难挽晚清之颓势。他深谙“制器之理”，却被腐朽的体制所掣肘；他督造出“铁胁巨舰”，却又苦于煤铁资源匮乏与专业人才短缺。就在他溘然长逝的次年（1883年），他曾苦心孤诣、寄予厚望的福建水师，竟在马尾海战中不堪一击，全军覆没，往昔心血，付诸东流。丁日昌的实践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富国强兵，徒恃器物之变，而无制度之革，终属镜花水月。纵然如此，作为那个时代的先行者，丁日昌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早已镌刻在中国近代军工的史册之上，不容磨灭。

在丰顺汤坑，丁氏故居“都转第”仅剩断壁孤门，宅基之上早已盖起寻常民居；反观梅州全域，亦无一馆专祀其功。而丁氏寓居揭阳榕城多年，所遗光禄公祠、百兰山馆等，今皆保存或修缮完好，更挂牌设馆以志其人。一存一毁，两相对照，不惟地理之殊，实为识见之异。纪念先贤，非独崇其功业，更在续其精神。梅州之大，岂独在山水？愿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终有一日，不必再借他乡之馆以怀先贤，而能于自家故土，为后来者立一座不灭的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