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秋，爸爸带我回乡下看爷爷。

乡下的夜黑得像掉进墨缸，星星一颗颗亮起来，像撒了碎银子。我仰头数到十七就乱了，爸爸忽然指着天：“快看，有一颗在动！”

我顺着他的手指找，真有一颗很亮的“星星”不急不慢地走着。别的星都钉在原处闪，只有它稳稳向前，像提着灯笼赶路的萤火虫。

“那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爸爸把我抱上院墙，“现在上面有航天员，就在那颗‘星星’里飞。”

我使劲盯着，眼睛都不敢眨。它飞得好高，比什么都高，却又那么安静，像特意路过，来和我打招呼。我高高举起手用力挥了挥，虽然知道航天员看不见，还是想说：“嗨，你们好呀！”

那颗“星星”飞过槐树梢，飞过屋顶，消失在山后面。我坐在院墙上不肯下来，心里空落落的。爸爸笑说：“追那么紧干啥，它明晚还来。”“可是它现在走了呀。”话一出口，鼻子就酸了。

上了六年级，科学课老师放了王亚平阿姨在空间站上课的视频。她飘在半空，头发像黑色的花开在头顶，轻轻一挤水袋，水珠变成圆滚滚的水晶球。全班“哇”地叫出来，我的嘴半天合不上。

那天放学后我画了幅画：一个男孩站在阳台上仰头看天，天上有一颗很亮的星星。旁边写着：“我也想去那里。”妈妈看了后轻轻地说：“当航天员可不容易。”

“那我从今天开始好好学！”我说得很大声。可说实话，我以前上课总走神，妈妈总说“聪明不用功”。

但那团小火苗一旦烧起来，就熄不掉了。科学课我不再画小人，老师讲火箭推力，我听得耳朵竖起来；讲月球离我们三十八万公里，我在本子上写下“380000”，盯着看了很久。好远啊，可王亚平阿姨不是已经飞到比月亮还近的地方了吗？

有一次老师问我们将来想做什么，我站起来说：“我想当航天员。”同桌用胳膊肘捅我：“你跑八百米都喘，还想上天？”我的脸红了。可我没有像往常那样嘿嘿一笑混过去，而是看着他说：“那我可以练啊。”

那天放学，夕阳把跑道染成金色，我忽然跑起来。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就是觉得——如果真想去太空，就得让身体变好。跑了一圈就喘得直不起腰，心里却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那颗“星星”正在什么地方看着我。后来我真的每天放学跑两圈，从气喘吁吁到八百米良好，体育老师写了“进步很大”，我把成绩单贴在书桌上，觉得它比任何奖状都珍贵。

今年春天看神舟十八号发射，倒计时的时候全班一起喊：“五、四、三、二、一——点火！”火焰轰隆隆冲上天，玻璃都在震。那晚我又跑到阳台，一眼找到那颗“星星”——比去年更亮了。我举起手，用拇指和食指轻轻一捏，把那团光捏在指缝里。它很小，小到两根手指就能捏住；又很大，大到装得下好几个航天员，装得下一个国家的梦想。

好朋友问我：“别人追明星，你为什么追太空里的星星？”我想了想说：“那些星星太近了，我想去远一点的地方看看。追着追着，我已经在变厉害了。”这是真心话。我才六年级，连飞机也只坐过一次，可我知道航天员也不是一出生就能上天。王亚平阿姨在山东农村长大，训练十年；桂海潮伯伯从云南大山考出来，靠读书走到太空。他们小时候，说不定也在某个夜晚仰头看过星星。

爷爷说，他小时候点煤油灯，做梦也没想过人能上天。爸爸说，他看见杨利伟飞天，激动得写了一整篇日记。而我，站在阳台上就能看见中国空间站飞过头顶。“你们这一代孩子，”爷爷摸着我的头，“是真的能摘到星星的人。”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那颗“星星”，是钱学森那代人从零造出来的，是杨利伟那代人拼了命飞上去的，是王亚平、桂海潮他们继续建造着的。将来，该轮到我们了。我没说话，只是用力点头。抬头看天，在心里悄悄说了一句——“等着我”。

那颗“星星”不会回答。但我知道，从乡下院子第一次看见它的夜晚起，我就已经在朝它跑了。一步一步，很慢。可每一步，都离它更近。（指导老师:李思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