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把它们一担一担扒回来，把最不经烧的松毛和藏在筐底的枯树头，填进灶膛，把一身的惊惧与疲惫，换成锅里的温度。

那些年，灶膛里的柴，是从马凹山上扒回来的。

凌晨三点，夜色还沉沉压着山野，母亲便出门。山路埋在黑暗里面，脚下是碎石与乱草，没有路灯，只凭熟稔的记忆往前走。山上封得严，护林员盯得紧，明面上准许扒的，只有松毛。秋冬早上的松毛沾满露水，湿漉漉的，比平时沉得多。母亲便在松毛里偷偷夹带一些枯枝，或是把几块枯树头藏在筐中间。若是被当地人撞见，整担柴会被没收，只剩一根空扁担和孤零零一个人走十几公里山路回家。

扁担两头挂着“嗒里”——竹篾编的敞口筐，两根竹篾条从筐沿穿过去，兜住筐底。松毛蓬松，堆得冒尖，枯树头藏在最中间。沾了露水的松毛格外沉，压在肩上，扁担弯下去，两头沉沉地往下坠。往回走的路最难。太阳慢慢爬上山头，日光晒透脊背，肚子早已空了，喉咙干得冒火。想停下，也不敢久坐。担子一旦落地，再重新上肩，要耗尽余勇。只能寻一块路边石头，把扁担的一头短暂靠上去，肩膀稍稍卸一卸重压，喘上几口气，又继续挪步。

等到踏回家门口，已是日头正中的正午。九个钟头，耗在山林与山道之间。每一担松毛，都走过十几公里的山间小路，被肩膀反复磨过，被护林员的眼睛盯过，被当地人的呵斥吓过。有时母亲回来，“嗒里”没了——不是松毛自己掉了，是被护林员没收了。她放下扁担，坐在灶前，不说话。灶膛冷着，“嗒里”也空着。坐一会儿，起身去洗米。

柴运回家，不能立刻烧。松毛要摊在屋檐下晾透，风干露水与山里面带回来的潮气。枯树头，母亲把它们拣出来，码在屋里木棚上最干燥的地方，像存着一点点底气。露天堆放会回潮，烧起来浓烟滚滚，熏得人睁不开眼。必须得晾透。一根根松毛，一截截枯枝，静静地靠着墙壁，把夜路的疲惫、山路的饥渴、被人没收担子的屈辱，全都收进纤维里面。

每一年夏天做菩米那一回，灶膛要不断火，大半担松毛填进灶口。火苗舔着锅底，谷在滚水里翻腾。汗水滴落在炭火上，“呲”地化作一缕白汽。松毛不经烧，轰一下便没了，枯树头便接过火。松毛烧得快，但点得着；枯树头烧得慢，但熬得住。两样东西合在一起，才焖熟了满锅谷粒。烧不完的，母亲细心码在灶边最干燥的角落——那往往是几截枯树头，留作往后熬粥引火。

后来有了煤气，土灶膛便冷了好多年。可凌晨三点，我还是会醒。

不是闹钟。是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到了那个时辰便睁开眼睛。母亲走过的那些山路，好像也种在我骨头里了。我打开电脑，启动眼动仪，等光标亮起来。检查眼睛——怕涩，怕痛，怕泪流不止。窗外黑着，马凹山在天亮之前和我一样安静。我盯着屏幕，像她当年盯着灶膛。中途眼睛涩了，就闭一会儿。怕停电，怕眼动仪罢工，怕今天写不出一行字。这些怕，和她在山路上怕护林员、怕当地人、怕担子被没收，分量不同，但压在胸口的位置是一样的。

她坐在灶前，等一锅粥熟。我躺在床上，等一行字来。

她起身去洗米。我继续写。

灶火熄了，还有炭灰。炭灰冷了，还有这个凌晨三点不肯睡的人。原来柴烧完了，火还在别处烧着。

我躺在防褥疮气垫上，常常想起那些松毛。

它们本是山上最微末的东西，轻飘飘的，风一吹就跑。可那年月，家家灶膛都张着嘴等它。母亲把它们一担一担扒回来，把最不经烧的松毛和藏在筐底的枯树头，填进灶膛，把一身的惊惧与疲惫，换成锅里的温度。

如今再也闻不见那一堆码得整整齐齐的松毛散发出的松脂香气。可每当灶火燃起，我依旧能够闻见，马凹山的风，还有漫漫长路上，肩膀负重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