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艘于18世纪沉没的载有大量清代青花瓷碗等中国瓷器的商船，在挪威南部水域约600米深处被发现，中国瓷器再次引起世人关注。而广东省大埔县素有“中国青花瓷之乡”的美誉，制作瓷器的历史有七八百年之久。陶瓷是大埔的重要产业，过去也是，如旧县志里介绍当时的瓷业，“多在山间适宜之地设窑厂制造制作，次序掘山为洞挖取陶土，捣而碎之……”那时大埔南部一带的村落几乎都有瓷厂。

有趣的是，我们现在所书写的“瓷器”“瓷业”等，在20世纪50年代规范汉字推行之前，一直写作“磁器”“磁业”。一字之变，亦可见光阴流转与时代变化。

百余年前，即1925年5月，曾两度出任民国广东汕头市政厅即汕头市长的大埔百侯人萧冠英（1892—1945），在广州培英印务公司出版了一部著作《六十年来之岭东纪略》（时任广东大学即中大校长邹鲁为之作序）。该书系统梳理了自汕头开埠后六十余年时间里，岭东或潮梅地区的发展脉络。其中介绍了当时岭东的“磁（瓷）器”产业，当然也包含了大埔的瓷业情况。我想，时人的著作，也许更具在场的真切与说服力。现在，不妨透过这部百年旧著，一窥当年大埔瓷业的兴衰图景。

“陶磁（瓷）器之制造地，以潮安属之枫溪及大埔属之高陂为最盛，百侯次之，兴宁县又次之。”按照萧冠英著作里的说法，百年前，岭东或潮梅地区瓷业最为繁盛的地方，首推潮州枫溪和大埔高陂。这两处地方的人均以制瓷为生。

原料方面，“各地厂之原料，多就地取材，如盒泥、碗泥、浆泥……”大埔瓷土资源丰富，多数原料自给自足。但也有取自别处，如“石灰之化学成分为氧化钙，有碱性，配釉药时用之，来自梅县，每百斤价约二元”。另有从外国进口洋乌（即石铭），“此物购自日本，每两价约八毫”。

产品则以碗、盘、茶壶、笔架筒、花瓶、汤杯等家常用品和装饰品为主，“此项出品以高陂制者为最佳，枫溪次之。”可见百年前，大埔高陂瓷器之精良。虽目前大埔的陶瓷产值等不及潮州，但在当年却要更胜一筹。

当时瓷器的产量、瓷厂用工及工人薪资情况则是这样的：“查埔属各厂所用工人，至少在十人以上。每人每日工金一元一毫至一元三毫。每厂出产量，每月在五十担以上。”

而百年前，这些瓷器主要又是销往哪里？除供本地及周边地区使用外，主要销往越南、南洋群岛，也销往当时被日本占领的台湾岛。想来也许是因为那些地方华人多、需求稳定。

此外，萧冠英还在著作中提到，当时大埔的不少有识之士抱着改良、整顿和振兴家乡瓷业的愿望，去日本研究先进制瓷技艺。但不幸的是，这些人有的回国后没多久就病逝，也有人在兵祸中遭枪杀遇难。“学成归国，同此殀丧。”动荡的时局，瓷业发展之艰难，瓷业人才的英年早逝，让萧冠英万分感慨。

光阴匆匆而过，从萧冠英创作出版《六十年来之岭东纪略》至今，百年过去，大埔的瓷业历经沧桑巨变。而在新时代，大埔瓷业正在书写崭新篇章。（刘礼达）

——参考资料：《大埔县志》《六十年来之岭东纪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