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钰汛

导 读

1928年6月，济南惨案发生仅一个月后，一篇题为《出路》的短篇小说在上海《血路》旬刊发表，直指日军在济南的暴行与奉系军阀的卖国勾当。该小说作者伍扬俊，广东兴宁人，时年23岁。两年后，他作为左联成员在“五卅”纪念示威中被捕，后牺牲于狱中。本文试图将这篇小说与伍扬俊的生平、济南惨案的历史背景串联起来，还原一位被遗忘的左联作家25年的短暂人生。

革命之路：伍扬俊其人其事

伍扬俊（1905-1930），是一位我们既熟悉又不熟悉的乡人。熟悉的是，伍扬俊常出现在其他革命者的传记中。比如兴宁籍著名历史学家、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诗人罗元贞，就是在伍扬俊的推荐之下进入上海社会学院就读的；再比如我们熟悉的左联作家冯宪章，以及全国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刘子超，他们和伍扬俊从东山中学开始就是革命战友。我们现在根据胡从经所撰“冯宪章”传略可知，伍扬俊、冯宪章、刘子超在东山中学读书时被称为“兴宁三大才子”。可惜的是，这三位才子都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但我们对伍扬俊又不甚熟悉。因为和冯宪章的高产不同，目前伍扬俊唯一可查的作品，就只有《出路》这一篇小说，这就导致对伍扬俊行藏的挖掘较少，使我们长期以来忽略了这位左联作家和文学斗士。

伍扬俊，家名伍佑贤，曾用笔名伍劲锋、伍劲夫。1905年9月生于广东兴宁坭陂宣和村杨梅岭伍屋。1914年，伍扬俊进入道南小学读书，由于成绩优异，未经考试便被选送转入坭陂中兴学校，就读中学时，他改名为扬俊。1924年，伍扬俊就读于梅县东山中学高中文科班，在这里他与冯宪章、潘允中等数十位兴宁籍同学组成“兴宁留梅会”，筹组话剧团回兴宁县城演出，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26年6月，共产主义青年团梅县特别支部成立，张维任书记，后在东山中学建立支部，伍扬俊旋即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夏，伍扬俊从东山中学毕业；10月，兴宁新圩党支部成立，伍扬俊于此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伍扬俊在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彭秋帆等领导下，活动于坭陂、新圩、水口一带，开展农民运动宣传工作。

1928年正月十四日，正值伍家赏灯，国民党地方自治会头目陈某显得悉伍扬俊在家，组织军警100多人准备抓捕他。幸得邻近亲戚陈茂纯告知情况，伍扬俊立即逃往汕头，搭乘轮船奔赴上海，躲过一劫。1928年秋，他与冯宪章等同赴日本留学，其东中同学与战友卢嘉文（即著名诗人任钧，笔名卢森堡，广东梅县人），在《海风周报》第十期上发表了《送行曲——送宪章、劲锋二兄留日》，以“我们的喉咙要始终为被践踏着而叫号，我们的热血要始终为被践踏的大众而奔流”相勉励。

1929年8月，太阳社的发起人之一蒋光慈到了日本东京。太阳社是国内首先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文学社团。9月11日，蒋光慈和冯宪章、任钧三位太阳社同仁成立了太阳社东京支部。蒋光慈在旅日日记《异邦与故国》中写道：“今天上午我到他们的寓所去，正式成立了太阳社的东京支部。与会的是宪章、森堡、谷君和伍君。”即当时参会的人有冯宪章、卢森堡（任钧）、古公尧和伍扬俊。伍扬俊在接受蒋光慈的谈话后也被吸收进太阳社东京支部。

1929年10月3日，日本当局出动警察在日本全国逮捕了大批中国留学生和在日大部分中共党员，中共在日本的党组织——中共日本特别支部受到严重破坏，是为“日本特支事件”。伍扬俊、冯宪章、胡晓春、楼适夷在10月3日凌晨5点被抓到了警署，伍扬俊被收押。

1929年冬，伍扬俊出狱后被遣送回国。伍扬俊回到上海，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斗争。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即是“左联”，其时太阳社的全体社员都加入了左联，原太阳社刊物《拓荒者》成为左联机关刊物之一。所以作为原太阳社东京支部社员的伍扬俊自然也在这时加入了左联，成为与鲁迅、茅盾等同一战线的左联作家。

1930年5月29日，左翼作家联盟召开全体大会，决定左联全体成员参加“五卅”纪念示威，5月30日，伍扬俊在示威中不幸被捕，关在了主要关押政治犯和刑事犯的上海漕河泾监狱。1930年秋末，伍扬俊在监狱里被折磨而死，年仅25岁。

文学风暴：普罗文学运动的兴起

1928年，上海掀起了一股普罗文学运动之风。普罗文学即是无产阶级文学。以往的文学创作，多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主场，写的也是“王侯将相”或是“才子佳人”。而对于身无长物的无产者而言，能接受教育，能读书写字已是难事，要写出无产阶级的故事以及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更是难上加难。在苏联和日本普罗文学的影响下，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在各条战线历练过的革命战士们开始从事革命文学运动，因此这场普罗文学运动也带有政治运动的色彩。

伍扬俊的短篇小说《出路》正式发表于1928年，刊载于淞沪警卫司令部政治训练部印行的《血路》旬刊，我们可以从中一窥当时普罗文学的风采。《出路》整篇以奉军士兵“阿锦”与“阿兴”的对话为主要形式，以阿锦的心理转变为主线，从他“懊悔”“叹气”奉军糜烂军纪，到“怒目切齿”张作霖和日本人的勾结，再到热血沸腾地想象自己加入国民革命军，对日本军展开痛快的反击，体现出伍扬俊“热烈的情绪，阶级的意识”的创作观。小说没有复杂的修辞，而是用士兵的口语直抒胸臆，这也正是普罗文学所追求的大众化表达。

更为可贵的是，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6月《出路》即刊出。伍扬俊能在济南惨案发生的下一个月，就在报刊上发表揭露文章，这充分展现出无产阶级文学在宣传舆论场上打硬仗的战斗姿态。这篇小说让许多像“阿兴”一样的普通民众，真真切切地知道并了解奉系军阀的卖国勾当和日军在济南的暴行。

惨案揭露：小说《出路》的呐喊

为了让今天的我们更真切地了解伍扬俊的文学创作，以下是笔者直接引摘小说《出路》中“阿锦”与“阿兴”对话片段，以直指济南惨案的真相：

（阿锦）“还有更痛心的事，就是日军敢在济南屠杀我国民众。你没有听过吗？”

（阿兴）“我没有听过，你索性讲下去罢。”

（阿锦）“济南本为我国领土，无论如何，外人不得占据的；不料前几天我军被国民革命军打败退出济南后，日军公然敢占据，把国民革命军赶退，把我国民众大屠杀——甚至屠杀数千之多，可惜这消息我听得不大（太）详细，不过总不会虚伪的。”……

济南惨案，亦称“五三惨案”。1928年4月，国民党各派经过一番明争暗斗后，出于对奉系军阀作战的需要达成暂时妥协，举行所谓第二次北伐。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一、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在山东战线，奉系军阀张宗昌部，在国民党新军阀打击下一触即溃。这使早已把山东划归势力范围之内的日本感到既得利益受到威胁。山东是日本侵华势力密集的地区，其投资额仅次于东北。至1927年，日本在济南所经营的企业达250余家，日本侨民达2790余人。

4月21日，日本从天津派出三个中队首先到达济南。随后，由日本熊本开来的第六师团陆续在青岛登陆。5月1日，蒋、冯各路大军分途进入济南，日军在济南西门外商埠区周围设置铁丝网，堆积沙包，并在各个路口配备武装士兵，严禁中国军队通行。5月3日，日军寻衅开枪，“遇中国人，不论兵民，即开枪射击，一时尸体满街”。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严令部队不准抵抗，并撤出济南。蒋介石的退让，助长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5月8日，日军向北伐军发出总攻命令，济南城内守军被迫应战，旋因无援军退守内城。11日，济南沦陷，日军举行入城仪式，并以搜索南军为名，肆行奸淫掳掠，住户稍有反抗，即遭枪杀。据调查，在济南惨案中，中国军民死亡3254人，受伤1450人。

伍扬俊写的这篇文章，固然是为了揭露奉系军阀的卖国行径和日军的暴行。但是在小说的第三部分，他还在想象着国民革命军如何痛击日军侵略者。殊不知，正是蒋介石的一味退让，才酿成了这样的惨剧。这是时代的局限性——他当时没能看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的真实面目；但更为可能的，这或许是伍扬俊在文学创作上的曲笔：《血路》名义上是国民党军方的政治宣传刊物，伍扬俊能在此发表作品，一方面说明当时国共在打倒旧军阀、枪口一致对外上尚有合作空间，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善于利用一切公开阵地为革命发声的智慧。

身后之名：迟来的烈士证书

伍扬俊自1928年正月离家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家乡兴宁。因为是逃亡，家里自然也不知道他的去向，这一去给家人留下的便是无尽的牵挂与等待。伍扬俊自幼丧父，他的父亲伍晓峦在他三岁的时候就已过世，母亲刘玉梅独自将他抚养长大。幸得母亲善于持家，才供得起伍扬俊入学读书。伍扬俊是三代单传，他和妻子钟玉娥也仅育有一子伍岸炘，但岸炘早夭。伍扬俊离家后音信全无，下落不明，家里只得在文东伍屋抱养了一个孩子，取名伍岸升，又名伍映欣。

伍映欣在祖母和母亲的抚养下长大，成人后投身教育事业。然而，全家人始终有一个解不开的心结——伍扬俊的下落。直到20世纪80年代，有人调查伍扬俊的战友冯宪章等人的事迹，伍映欣才得到一丝线索：父亲的下落，或许能在上海找到。

那时，伍映欣已是年近六旬的老人，他辗转来到上海，也终于查明了真相——一个他心里早有预感，却不愿相信的真相：父亲早在1930年就死在了上海的漕河泾监狱。1986年，国家民政部给伍扬俊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表彰了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壮烈牺牲的事迹。

余绪：伍扬俊在小说中为阿锦寻找了一条“出路”，而他自己也用25岁的生命，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出路——尽管那条路，他没能走到终点。像他这样倒在革命道路上的年轻面孔，在那个年代数不胜数。他们的名字和行藏大多湮没无闻，但正是这些“鲜为人知”的牺牲，铺就了我们今日所见的坦途。愿今日之青年，不忘那条崎岖的来时路；愿前辈用生命追寻的光明，照亮我们前行的每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