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 登

导 读

今日梅州人说起老家，常提“八乡”“客家祖地”；河源龙川佗城人说起先祖，亦指中原南渡、经赣入粤。两地的围龙屋与“四点金”四角楼虽形制微异，祭祖仪式却同用中原古礼；梅州山歌与龙川杂以客家山歌的采茶调，韵脚互通；族谱中互为“伯叔房”“表亲”者不计其数。

翻开1936年广东省政府公报第六区九县名单——梅县、兴宁、五华、平远、蕉岭、大埔、龙川、和平、连平——这9个地名并排印在泛黄的纸上，就是“河源梅州本是一家”最确凿的现代注脚。第六行政督察区存在不过十余载，却把千年梅循之缘，以现代行政建制的形式，做了最后一次郑重确认。

梅循区 拆不散的梅江与东江

近日驱车从梅城沿国道G205北上，过畲坑，入兴宁盆地，越岐岭，不过百余公里便抵龙川佗城，再折西即至河源市区。这条路上跑的是客车、运载竹木与粮油的重卡，而在百年前，这里是挑夫与骡马踩出的古道——旧称“循梅孔道”。

地理上，梅江汇入韩江入海，东江（槎江）西注珠江，看似分流；但在行政建置与族群血脉上，梅州的大部分（旧梅州、嘉应州）与河源（旧循州龙川、连平、和平）曾同隶一州，共属一区，是真正的“本是一家”。

1932年，陈济棠主政下的广东开始试行行政督察制度。至1936年6月，广东省政府依据行政院颁布的《行政督察专员暂行条例》及本省《广东省地方自治改进大纲》，将全省划为九个行政督察区。其中第六行政督察区（俗称第六区，或梅循区），其辖境恰好覆盖了古循州（龙川、连平、和平）与古梅州（梅县、兴宁、五华、大埔、蕉岭、平远）的大部分核心地域。这在岭南政区史上，是自宋代循州撤废后，粤东北客家腹地最大规模的一次行政统合。

专员公署驻节兴宁县兴城镇（今兴宁市兴田街道），首任行政督察专员多由粤军宿将或陈济棠系干员出任，且依当时定制——督察专员兼任驻地县县长，公署与兴宁县政府合署办公，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后，才逐步改为专员专任并兼区保安司令。

这一区划设计并非随意拼凑。当时的考量主要有三：其一，九县均为纯客家语区（除个别墟镇有少量潮汕或广府商帮），方言相通、风俗相近；其二，九县在清代分属嘉应直隶州（梅县、兴宁、五华、平远、蕉岭）与惠州府循州旧地（龙川、连平、和平），外加大埔（原隶潮州府但属客属地区），地缘上共组粤东北山区屏障；其三，抗战在即，需以一个完整的督察区统筹兵源征集、粮食统制、公路修筑与抗日动员——将嘉应与循州故地合为一区，便于统一调度东江上游与梅江流域的人力物力。

民间与地方史志中，时人亦雅称此区为梅循区或梅槎地区——“梅”指梅江流域之梅县、兴宁、五华、大埔等，“槎”取自东江别称槎江（流经龙川、河源），合称梅槎，恰可证明时人已自觉将此二域视为一体。

古循与古梅

千年之前的同框

第六行政督察区之所以能顺理成章地把今日之梅州市全境（除丰顺南部潮语区外）与河源市之龙川、连平、和平捏合为一，根子在上千年前——如前文所述，宋代循州领龙川、兴宁、长乐（五华）三县，而梅州（宋初改敬州为梅州）领程乡（今梅县核心）。循、梅毗邻而治，同属广南东路，共享闽赣移民入粤通道，在户口、社学、祭祀、民居形制上高度趋同。

南汉时更设齐昌府于兴宁枫林坪，与循州（时短时移治雷公墩，今五华华城）并立，兴宁地位一度高于循州属县。至明洪武二年废循州入惠州府，嘉应州（清雍正十一年升直隶州）与惠州府循州旧地（龙川、河源、连平、和平）长期分属不同府级政区，但民间通婚、商贸、宗族分房从未中断——今日梅州各大姓族谱中，“龙川分支”“和平房”“连平世系”俯拾即是。

正因如此，1936年将它们重新并入同一督察区，在地方看来几乎是“恢复旧制”——不过是换了个名目，把宋代循州与嘉应州故地重新打包，以共同应对抵御外敌入侵的需要。

驻节兴宁

抗战岁月中的第六区中枢

第六区专署驻兴宁，有其深刻的历史逻辑。兴宁自明代起便是粤东重要商埠，号称“小南京”，其兴宁盆地平坦开阔，商业网络辐射龙川（东连）、五华（西接）、梅县（北通）及赣南闽西，且兴宁城有较完整的城防与电报、电话设施。抗战期间，广州、潮汕相继沦陷，兴宁成为粤东未沦陷区之行政与军事枢纽，广东省政府部分机关一度迁驻兴宁或邻近之梅县、平远、龙川。

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兴宁期间，主要职能包括：

督导征兵与粮政：统筹九县抗战兵员配额（梅县、兴宁、龙川均为大县，征兵数额居全省前列）及军粮购运；

推行国民教育：督饬各县整顿县立中学、推广战时民众学校，兴宁当时创办广东省立兴宁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罗雄才任校长），吸纳区内各县学子；

维持治安与“清乡”：协调各区保安大队及地方自卫队，在梅循山区缉捕匪患、监控中共地下活动（抗战后期略有调整）；

公路与驿运管理：督修兴宁—龙川—河源公路（连通韶关—韶坪线）、兴宁—梅县—大埔公路（通闽西），保障粤赣通道畅通。

值得指出的是，第六区专署虽驻兴宁，但对龙川、连平、和平三县的管理从未松懈——龙川佗城为东江上游重镇，抗战时中共后东特委及东江纵队部分力量活跃于此，国统区与游击区交错，专署多次派员赴龙川巡视、召开县政会议。这种跨越梅江—东江水系的行政管辖实践，在粤省其他督察区中颇为罕见，也从侧面印证了“梅—循（河源旧地）”一体的现实基础。

变局与分途

1949年的改组与后世演变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全面溃退，广东省政府对督察区进行最后一次调整——将原第六行政督察区改组为第九行政督察区，辖县缩减为梅县、兴宁、五华、平远、蕉岭、大埔六县（即原嘉应州范围+大埔），专署由兴宁迁至梅城（今梅州市梅江区）；原属第六区的龙川、连平、和平改隶重新调整的第二行政督察区（驻河源或惠州一带，后实际分属）。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设兴梅专区（驻梅城），辖原第九区六县；龙川、连平、和平与河源、紫金、博罗等组成东江专区（后演变为惠阳专区、河源市）。1988年撤地设市，梅州市与河源市作为地级市正式分设，行政上各归其轨。

但从宋之循梅并立，到明清至民国初期惠州分隶，再到1936年至1949年第六行政督察区统辖九县——这段历史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梅州与河源（至少龙川、连平、和平三县）在血缘、方言、民俗、建置渊源上本是一家，曾被同一个行政督察区紧紧捆绑13年之久。所谓“分家”，是20世纪晚期地级市建制细化之结果，而非历史常态。

梅江入韩，东江入珠，水路分道扬镳；但梅循同源、槎梅一家，写在志书里，刻在族谱上，也活在两地百姓口耳相传的记忆中。

【参考资料：民国《广东省政府公报》民国二十五年（1936）关于设立行政督察区之训令及第六区辖县表、清光绪《惠州府志·建置》、乾隆《嘉应州志》、兴宁县志办公室编《兴宁县志·政权建制》（199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