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劭楷

早晨七点，闹钟响起，我条件反射般从床上蹦起，洗漱、换衣、驱车前往医院。接下来的八小时，我将披上那身白色的“战袍”，走进外人眼中谈之色变的科室——感染科。

感染科收治的传染病病人，都是被病菌、病毒等看不见的“敌人”击倒的。按传播途径主要分为几类：呼吸道类如肺结核、重症流感、麻疹，通过飞沫或气溶胶传播，一个咳嗽就可能把病原体散到空气中；血源及性传播类如艾滋、乙肝、梅毒，医治过程中的扎针抽血，稍有不慎，就有职业暴露风险；消化道类如痢疾、霍乱，处理患者排泄物时污染风险极高；还有虫媒类如出血热、登革热等，都是穷凶极恶的敌人，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

这里的危险，虽然没有明显的刀光剑影，却是无时无刻如影随形。你可能因为一个针头的滑脱、一次手套的破损、一个没有按紧的口罩缝隙，就与死神擦肩而过。感染科的医护人员，每天都在和看不见的敌人贴身“肉搏”。没有硝烟，但每一步都踩在雷区上。

上岗前，我换上洗手衣，戴上帽子、口罩，套上隔离衣，最后覆上手套。这套流程我已重复上千遍，如一场庄重的仪式，从未敢有半分懈怠。每次穿戴完毕，我都会在心中默念一遍“战前检查”：帽子要盖住每一根发丝，口罩的金属条要如封印般贴紧鼻梁，隔离衣的系带要打两个结以绝后患，手套必须严丝合缝地盖住袖口。

推开缓冲间的门，门把手上还泛着消毒液湿润的光泽。上一班同事刚刚离开——这微小的细节像一枚定心丸，落入我心底。在感染科，安全感从不来自冰冷的仪器，而是来自这些看不见的守护：有人在你之前擦拭过每一个可能被触碰的角落，有人在你之后会做同样的事。这是一种无声的默契，一场无需监督的接力。

43床的老人今晨格外不安。透过防护面屏，我看见重度烧伤的他蜷缩在被褥里，监护仪的绿光在黑暗中描摹着生命起伏的曲线。体温又升了，38.7度。我需要为他进行物理降温，我用温水浸湿的毛巾轻轻擦拭他的额头、颈侧、腋下，每换一个部位，就换一次手套。这个在普通病房只需五分钟的操作，在这里被拆解成无数细碎的步骤：脱去外层手套，手消毒，戴上新手套，继续。老人的皮肤因高热泛着不正常的潮红，我的每一个动作都小心翼翼，既为防备看不见的敌人——细菌、病毒、真菌，也为让这具在火海中挣扎的身体少受一丝折磨。

每做一个动作，我都要在心里默念并确认：左手是干净的，右手碰过病人，接触过的手绝不能触碰任何未消毒的表面。这些规范早已刻进肌肉，成为身体的本能。

无菌，不只是一套流程，更是一种内心的戒律。

终于，43床的体温开始回落。我坐在护士站，透过玻璃看走廊尽头的窗户从深蓝褪成浅灰，再慢慢染上一抹淡金。隔离衣内的刷手衣已被汗水浸透了好几轮，凉凉地贴在背上，像一层冰凉的铠甲。但我还不能离开——要等到交接班的同事到来，要确保每一个环节都如齿轮般紧密咬合。

有一位得了肺结核病的老太太，每次女儿来看望，她都死活不让女儿进病房，只隔着玻璃窗挥挥手。老太太嘴上说：“别进来了，别进来了，我这病会传染。”可每次女儿转身走的时候，她都一个人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掉眼泪。那天我给她送药，她忽然拉住我的手说：“护士啊，我这病什么时候能好？我想抱抱我外孙女，都快一年没抱过了。”我说：“您好好吃药，痰菌转阴了就能抱了。”她听了眼睛亮了一下，像灯快要灭了又被人拨了拨灯芯。

我常常觉得，感染科的医务人员身上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静气”，一种对病人负责、对同事负责、对自己负责的信念所沉淀出来的慎独与沉静。科里有不少经过非典和新冠疫情“战事”的老医生、老护士。疫情肆虐的时候，他们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一穿就是七八个小时。护目镜里凝着水雾，N95口罩在脸上勒出深深的血痕，脱下手套时双手泡得发白发皱。有人连续在病房里住了四十多天没回家，有人感染康复后又重新穿上防护服回到岗位。他们说，那段时间最怕的不是累，是眼睁睁看着病人喘不上气，自己却做不了更多。

经历过那样的至暗时刻，如今的他们，不再慌张，不再害怕，不再抱怨防护服闷热、洗手洗到手脱皮。因为他们深知现在的每一分规范、每一次手卫生、每一件隔离衣的正确穿脱，都是在为可能到来的风暴筑堤。他们比谁都清楚，感染科的这扇门，必须有人牢牢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