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被称为蓉城、锦城。在这座人文历史荟萃、自然风光无限的繁华都市腹地，有一处兴建于蜀汉章武元年，全国唯一君臣合祀的祠庙圣地“武侯祠”。红墙内外，刘备与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五十余尊蜀汉英杰的塑像静立千年，将金戈铁马的三国风云凝固成永恒。

武侯祠，位于成都市武侯祠大街231号，由三国历史遗迹区（文物区）、西区（三国文化体验区）、锦里民俗区（锦里）三大板块组成，占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蜀献王朱椿对武侯祠和汉昭烈庙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修缮和整合，废除原在昭烈庙西侧的武侯祠，把诸葛亮像移入庙内刘备像东侧，关羽、张飞像排列于西侧。明末，祠庙毁于战乱，现存的武侯祠主体建筑是清康熙（1672年）在原来的旧址上重建的。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申报重点文物保护时，国家决定遵照民间习惯，定“武侯祠”这一名称为正式名称。

来到武侯祠前，正门前挂一匾额“汉昭烈庙”，“昭烈”是刘备死后的谥号。刘备，字玄德，一代枭雄，以仁德为怀，广纳贤才，他与关羽、张飞桃园结义，誓同生死，共图霸业，流传深远。刘备的惠陵始建于公元221年，为刘备与甘、吴二夫人的合葬墓。惠陵墓外有寝殿和照壁，昭烈庙在诸葛亮殿前。正殿中塑有刘备像，雕像面容丰满，两耳垂肩，东西偏殿内塑关羽、张飞像。殿前左右廊庑与二门连接，形成一组严整的四合院落。两廊塑有28名蜀汉文臣武将坐像，每座塑像前有小碑，刻其传略。

当步入“武侯祠”后，会发现门廊有三副对联，依次挂于三对门柱上。“三顾频烦天下计，一番晤对古今情。”“时艰每念出师表，日暮如闻梁父吟。”“两表酬三顾，一对足千秋。”踏入武侯祠大殿内，殿内有着诸葛亮祖孙三代的塑像。位于最左侧的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右侧是他的孙子诸葛尚，而位于中间的便是诸葛亮。只见诸葛亮的塑像庄严肃穆，羽扇纶巾，目光深邃，神态洒脱。诸葛亮殿前放置了一座在明代铸造的财童抱口凤鸟纹铁炉，殿的左、右两侧分别建有钟楼、鼓楼一座。在殿的中间，则有一副清朝时任四川盐茶道赵藩所撰写的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在诸葛亮殿侧的走廊上，有块极为醒目的碑刻，它就是“诫子碑”。碑上所刻的就是著名的《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诫子书》是一封家书，是诸葛亮临死时写给儿子诸葛瞻的，希望儿子能够感受到一个父亲对他的谆谆教导以及无限期望。

在武侯祠，最不容错过的就是红墙夹道。这种红墙在汉代是帝王陵寝的标配，和故宫的红墙则等级不同。夹道两侧的竹子也非常茂盛，蜀地多竹，古时文人以竹喻德，暗合刘备“仁德”和诸葛亮“高洁”的品格。在武侯祠里有一块唐代的“三绝碑”，全名《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碑文由唐朝著名的宰相裴度撰写，书法家柳公绰书写，名匠鲁建刻字，集文章、书法、镌刻“三绝”于一身。碑文分序文和铭文两部分，序文开篇处，裴度盛赞诸葛亮兼具开国之才、治人之术、事君之节和立身之道，是千古罕见的政治家。铭文的末尾，又称颂诸葛亮的功德如高山流水，万世长存。

祠内现存数十株古柏，部分树龄超过1700年。这些树最早是诸葛亮亲手种植的（原树已毁，现存为后补），古人用“柏树森森”形容武侯祠并不夸张。仔细观察会发现，部分古柏的树干有明显的人工支撑痕迹，其实这不是现代人的保护措施，而是清代工匠用传统“叉杆法”支撑古树的证据。站在这些树下，能直观感受到什么是“活着的文物”。

现在看到的武侯祠建筑大多是清朝康熙年间重建的，有人因此觉得“不够古老”。但仔细看细节会发现：屋顶的脊兽数量严格遵守明代规制，刘备殿用九级台阶，连门窗的雕花图案都藏着“明式遗风”。这种“修旧如旧”的严谨，反而让武侯祠成为研究明清建筑过渡的活标本。

作为全世界影响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之一的成都武侯祠，其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它是“三国圣地”，而在于它用建筑、古树、碑刻、空间布局，把历史从课本里拽到了现实中。走出武侯祠，不禁让我想起诗圣杜甫走进武侯祠时，创作的那篇著名诗文《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鹉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在这里，每一块牌匾、每一副对联，都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和对诸葛亮的敬仰。武侯祠，不仅是一处历史遗迹，更是一本活着的三国史。

（文/图 汪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