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床，是我的五行山，是我的花果山，是我的取经路，是我的斜月三星洞，也是我的西天。

这张床，就是我的整部《西游记》。

十七岁那年，命运一巴掌把我扇上了床。县医院的医生说，这是“神经麻痹症”。他没说的是，这张床，我一旦躺上去，就再也起不来了。像孙悟空被如来一掌压在五行山下，只露出一个头，看日升月落，看风云变幻，看自己的身体，一点一点，僵成石头。

孙悟空被压了五百年，终究有唐僧揭帖，脱身而去。我没有唐僧。这张床，就是我的五行山。而我，是那个等不到取经人的石猴。

起初那些年，我天天都在闹天宫。用牙齿咬枕头，用还能动的一根手指抠床单，用不停抽筋的脚趾拼命擦床垫，经常鲜血淋漓，用眼睛死死盯着棚板，恨不得瞪穿一个洞——总以为能从洞里翻出去，翻回那个能跑能跳的人间。我骂过天，问过地，求过佛祖。我把床当囚牢，把命运当仇敌，把自己当成被废黜的齐天大圣。

闹了几年，床还是那张床，我还是这样的我。天没塌，地没陷，佛祖也没有应声。只有母亲在客厅里踱步的脚步声，轻一下，重一下，从房间走到厅里，又从厅里走回房间。那声音像紧箍咒，我每闹一次，心就被箍痛一次。后来不闹了。不是认输，是闹不动了。紧箍咒还在，但它已经箍不住我了——它从心上，松到了肩头。我把闹天宫的力气，转过来铺棋盘。

这张床不再是五行山，它成了我的花果山。母亲是花果山上的老猴，也是我困在五行山时，唯一能望见的观音。她每天用脚步声给我报时，报的不是时辰，是“她还在，家还在”。保姆玲姐是山上的通臂猿猴，她推着我走过十里春风，往我怀里放黄花风铃，花是从河边摘的，花瓣很美；她也用热毛巾，把冷意一点点从我指尖推开。她不说话，只是做，像她端来的那碗粥，不烫不凉。还有一个小猴子，是花果山派出去的远征军，带着我的托付在外闯荡，回我一个《战狼》的军礼。

兄弟姐妹、父老乡亲、同学好友，还有田秘书长、万副书记、梅州日报的编辑们，渐冻症群里的朋友们，都是山外，路过的神仙，远远走来，坐一会儿，又轻轻离去，留下点点，星光。

这张床，不再是囚牢，是我的根据地。我把能接住的人都接住了，把能铺的棋盘都铺开了，把能下的棋都下过了。三十多年，我把五行山，活活，活成了花果山。

但床终究是床。它既是花果山，也是取经路。

我每天躺在这里，用眼控仪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文章，就像唐僧一步一步走向西天。师徒四人，其实都在我身上：唐僧是我的意志，困在病榻，却一心要走到西天；孙悟空是我的心，用眼控仪排兵布阵，用心头一点静火七十二变，应对命运各路妖魔；猪八戒是我的贪念，有过“赢麻了”的妄念，有过“破防了”的恐惧，也有过对旁人不切实际的幻想；沙和尚是我的担当，接住母亲的老和病，接住生活的风和雨，接住这个家的破和弱。然后沉默地挑着重担，担子那头，是读我文字的人，放上来的真和善。那重量不沉，反倒像琴江的水，稳稳托着担子往前流。白龙马，就是身下这张防褥疮气垫床，默默驮着我，走完这，十万八千里。

一路上，妖魔鬼怪从不缺席。五金行业遇冷是妖，一把火，把我经营多年的阵地烧成灰烬；房地产下行是妖，炸碎我寄望已久的外势；母亲突发脑梗是妖，将生我养我的老猴按倒在病榻；有人抽身而去，关门不见，也是妖。这些妖，一个一个扑上来，像取经路上九九八十一难的缩影。短视频里的喧嚣更是妖，天天在耳边聒噪“赢麻了”“破防了”……

我一路打妖，打的其实是自己心里的妖。贪是妖。嗔是妖。痴是妖。慢是妖。疑是妖。打掉一个，松一寸。打到如今，妖仍在，我却不再怕。因为我终于明白：妖不在床外，妖在心里。心定了，妖不过是，取经路上的寻常风景。有时深夜，气垫床的嗡鸣像细雨落在屋顶。我睁着眼，看这张床慢慢变大，大到整间屋子都是床，大到整个五华都是床，大到琴江水、黄龙风、梅州日报的铅字，全都落在这张床上。

这张床，是我的五行山，是我的花果山，是我的取经路，是我的斜月三星洞，也是我的西天。如来的掌心，本不是用来压人的五行山。孙悟空一个筋斗翻出十万八千里，以为到了天边，撒尿留字，其实仍在掌心。我这三十多年，用眼控仪翻过文字的筋斗，用博弈翻过贫困的筋斗，用堂弟翻过血缘的筋斗，用梅州日报翻过精神的筋斗。翻了无数个筋斗，低头一看，人还在床上。

但我没有撒尿留名。我铺了一张棋盘。

这张床就是如来的掌心，而我，是那个终于学会铺棋盘的石猴。琴江水淌到床边，黄龙风吹到枕边，玲姐放下的黄花风铃落在薄毯上，母亲的脚步声敲在耳膜里，小猴子的军礼亮在屏幕上，梅州日报的铅字一行行铺在身下。这张床，早已铺了，我的一生。

我卧着，看着，听着。五行山是床，花果山是床，取经路是床，斜月三星洞是床，西天亦是床。闹天宫的是我，打妖的是我，取经的是我，铺棋盘的也是我。床困住了我，我也铺满了整张床。

天快亮了。玲姐的脚步声，从厨房那边传来。母亲从房间走到厅里。屏幕还亮着，标题静静停在那里。气垫床还在嗡鸣。我还在。

这条路，继续走。

这张床，继续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