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的这句话，千余年来几乎成了定论，以至于人们提起文人，往往首先联想到彼此轻视、互相攻讦。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从曹丕本人对“建安七子”的公正评价，到陈蕃礼贤、韩柳托孤，从欧阳修甘愿“避此人出一头地”，到熊十力与梁漱溟从论敌变为莫逆之交——大量史实表明，真正的文人之间，更多是惺惺相惜、道义相重。笔者通过梳理历代文人交往的佳话，发现“相轻”不过是支流，而且并非文人专利。所谓“文人相轻”，实乃一种需要纠正的刻板印象。

曹丕提出“相轻”说

文人相轻，意为文人之间相互轻视，彼此不服气。要溯源追根的话，大概是从当过皇帝（三国·魏文帝）的曹丕开始。他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从此，这句话好像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似的，屡屡被人引用。一直到清末的梁绍壬，还在《两般秋雨庵随笔·笔端刻薄》中以清初赵秋谷（执信）为例，谓赵之文风“犹曰文人相轻，积习使然耳。”时至今日，“文人相轻”似乎已成社会的“共识”，笔者因此而感到有一议之必要。

曹丕既是皇帝，亦是一位名实相副的文人。《典论》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较早的一篇专论，该论重在对文学的价值、文气、文学体裁的区分等提出自己的看法。涉及到文学批评者的态度时，才指出“闇于自见”的人，必然会有“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偏颇。而在这个问题上，作为文人的曹丕亦的确能做到“审己以度人”。如评论“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桢）时，其中的孔融原是与曹操持有不同政见者，最终被曹操杀害。而对父亲在世所厌恶之人，曹丕却以“体气高妙”予孔融以高度评价，一点亦不“相轻”。

古代文人的相重传统

稍后的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编了一部《世说新语》，在《德行》一章中胪列了47则孝恭、礼贤的史话，如首则谓：

陈仲举（蕃）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稺）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公署）。”陈曰：“武王式（在车上跽跪）商容之闾，席不暇煗（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

袁宏《汉纪》曰：“蕃在豫章，为徐稺设一榻，去则悬之，见礼如此。”唐·王勃《滕王阁诗序》因有“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之句。陈蕃是大名士，又是一郡之最高长官，徐稺只不过是蕃辖下的地方贤士，能对他如此礼敬，又有何“相轻”可言？

说到文人，自然会联想到历来公认的“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韩、柳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他们惺惺相惜，声应气求。虽然两人在一起的时间不长，却通过书信、诗文往来而加深了解，彼此敬慕，从而成为感情深厚的文字交、道义交。元和十四年（819）十月，柳病死于柳州刺史任上，临终之前，他把两个儿子（长子周六，四岁；幼子周七，尚在襁褓）托给刚量移袁州任刺史的韩愈，可谓“千里托孤”，若非相契相知，焉能如此？而韩愈亦勇于承担责任，在《祭柳子厚文》中说：“临绝之音，一何琅琅。徧（遍）告诸友，以寄厥子。不鄙谓余，亦托以死。凡今之交，观势厚薄。余岂可保，能承子托？非我知子，子实命我。犹有鬼神，宁敢遗坠？”尤为可贵的是，除了文学主张以外，韩、柳在其它领域的认识、观点多有不同。比方说，韩愈辟佛，子厚信佛，认识上存在着不小的分歧。

柳宗元自己说过：“儒者韩退之与余善，尝病余嗜浮图言，訾予与浮图游。近陇西李生础自东都来，退之又寓书罪余，且曰见《送元生序》，不斥浮图。”（《送僧浩初序》）说明韩对柳信奉佛教一再反对。但柳坚持“浮图诚有不可斥者”的观点，“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同上）彼此观念虽不同，亦不时有过激烈的争论，但各行其是，互不干扰，互相尊重，更不影响友情，以至“临绝托孤”，这才是真正的“文人道义交”，哪里有“相轻”的丝毫痕迹？

《宋史·苏轼传》谓：“嘉祐二年（1057），（轼）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同考官梅尧臣）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虽不厌，久乃信服。”苏轼参加科试时，只是一个十八岁的小青年，而欧阳修当年是文坛的“祭酒”级人物，又是主考官，是名正言顺的“座师”，敢于说出“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这句话，实质就是承认“自己将来还不如他”！宗师的襟怀、雅量和过人的洞察力，令人“信服”并由衷感佩。

例子不用多举。仅从前引各例中，我们可以这么说：是真文人一般都不“相轻”；有“相轻”之心、之行的，就不是真文人，而是滥竽充数的、“半瓶子恍当”的“充庄”文人！而彼此“相重”是一种优良的传统，延续至近现代，仍不绝如缕。

近现代学林中的雅量

我国知名哲学家、国学大师熊十力在1901年16岁时加入武昌新军第31标当兵。曾写了一篇署名文章，痛斥鄂军统制张彪，张派人抄录后呈报湖广总督张之洞，要求严惩。文人出身的张之洞读后觉得文通笔顺，气脉满贯，一个十六七岁的娃娃兵能达到这个程度亦不容易，居然没有生气且对张彪说：“这不过是小孩子胡闹罢了，何必计较？”决定不予追究。一位声名显赫的封疆大吏，对从未谋面的小青年，仅凭文章所达到的造诣便“网开一面，法外开恩”，这与“文人相轻”能沾边吗？辛亥革命以后，熊先生弃军从学。曾在梁启超主编的《庸言》上多次发表过批判佛家思想的读书札记。1916年，梁漱溟先生在《东方》杂志上连载了长文《究元决疑论》，指名道姓地批评熊十力愚昧无知，不解佛教真谛。熊先生一点都不生气，反而潜心细读很多佛教方面的书籍。1918年，又给梁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您的《究元决疑论》我已拜读，其中那些骂我的话，我觉得还有些在理。希望能够有机会同您面谈一次。”梁很快回信表示同意。翌年，两位辛亥革命的参与者相见恨晚，遂结为莫逆之交且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在学林传为佳话。两人后来都出佛入儒，成为现代新儒家阵营的主将。（参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国学大师丛书》之宋志明《熊十力评传》，1993年8月）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胡适在其《丁在君传·引言》中说：二十年的天翻地覆大变动，更使我追念这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这一个天生的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

丁在君，即丁文江（1887-1936）的字。丁氏是江苏泰兴人，五岁即入私塾读书，塾师出对子：“愿闻子志？”他应声对曰：“还读我书。”16岁去日本，18岁往英国，24岁得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地质学双学位。回国后领导地质调查所，于地质学、古生物学、史前考古学等学术领域都取得突出成绩，使之成为世界知名的科研中心。又当过五年的官商合办、本金达500万银元的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同时又在《努力周报》上大写时事政论文章。又做过孙传芳时期八个月的淞沪商埠总办（有如上海市长），确立了“大上海”的规模……当然，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与老朋友、好朋友张君劢之间关于“科学与玄学”的大论战。张氏认为：“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意即“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结果为精神文明、孔孟以及宋元明之理学。”丁氏则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玄学与科学》的长文，认为“真正科学的精神，是最好的处事立身的教育，是最高尚的人生观”。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虽然论战的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朋友照旧，不受丝毫影响。（参见邓云乡《水流云在书话》，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12）

“相轻”非文人专利

当然，正如俗语所说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文人“相重”的事例多多，而“相轻”的事亦不少。问题是：艺人、匠人……以至怀有一技半技之长的人就不“相轻”么？要是他们不“相轻”，为什么长久以来会有根深蒂固的像“同行是冤家”的社会观念，并形成大家耳熟能详的俗语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在古代，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对低下，又大多不识字，不会写文章（即使会也绝少有出书的机会），于是，充斥在“文献”中的“相轻”的故事几乎都是文人的“专利”！何况，曹丕又说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话，从此，支流变成主流，好像“文人”就注定要“相轻”似的。这种片面的认识，亟待改正！

（作者系文史学者，曾任潮州市韩愈纪念馆馆长、市博物馆馆长、潮州市政协文史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