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三月，一个温暖的午后，我走进了上杭的瓦子街。

单是这街名，便带着几分烟火气的亲切，仿佛能听见旧时瓦片相叩的清响。可当脚步真正踏上麻石板铺就的街面，才发觉脚下沉睡着半部杭川史。我此行，便是去寻访那些散落在街巷深处的历史遗珍——流芳牌坊、文庙、太忠庙、王阳明的碑刻、丘氏总祠与丁状元旧居。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流芳牌坊。它静静矗立在街口，石质构件虽经风雨剥蚀，浮雕的人物与花卉却依然线条分明。牌坊始建于明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为封奉议大夫南京户部郎中吴谷用、吴湘而立，明清两代曾多次修缮。它是纪念与旌表的凝固形态，为德行、功名或节孝而树。我轻轻触摸那冰凉的石柱，仿佛能感受到数百年前人们仰望它时心中的敬意。流芳二字，既是后世对先贤的回望，也是一种无声的期许——那些美好的品格，应当如这石料一般，不朽。

再往前，便是太忠庙。这里多了几分慷慨与悲壮。庙宇虽不算恢宏，却自有一种摄人心魄的气场。“太忠”二字，已道尽其精神内核——忠诚于家国，道义于天下。

此行最令我心头一震的，是见到了王阳明的《时雨记》碑刻。王阳明，这位明代大儒、军事家，与上杭有着不解之缘。明正德年间，他奉命驻节上杭，恰逢当地久旱，便祈雨祷祝，果然甘霖大降，百姓欢欣。有感于此，他欣然提笔，写下了这篇《时雨记》。碑文笔力遒劲，字里行间不仅记录了“雨”的降临，更蕴藏着他“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他曾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而这场“时雨”，润泽的何止是干涸的土地，更是民心。我驻足良久，反复默读碑文，恍惚间仿佛看见那位身着官服、心忧天下的儒将，立于城楼之上，望着雨中欢呼的百姓，露出欣慰的笑容。

从阳明遗韵中走出，来到上杭文庙。门前一明末所立下马碑，棂星侧门敞开，似乎在欢迎每一位向学之人。跨过门槛，院内古柏参天，浓荫匝地，殿宇巍峨，虽已褪色的红墙黄瓦在午后的阳光下仍显肃穆而温暖。大成殿内，孔子圣像端坐，“万世师表”的匾额高悬。站在殿前，仿佛能听到昔日学子们的诵读声，那些关于“仁义礼智信”的教诲，穿越时空，依然在耳畔回响。文庙不只是祭祀之地，更是一座城市文脉的根基。有文庙在上杭，便知此地自古崇文重教，弦歌不辍。

穿过新辟的街心花园，便到了丘氏总祠。作为客家重镇，上杭是众多姓氏后裔寻根谒祖之地。丘氏总祠建筑宏大，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彰显着家族曾经的荣耀与繁盛。祠堂牌坊前，立着抗日保台勇士丘逢甲与孙中山先生的巨型黑色大理石雕像。

不知不觉间，当我再次走回瓦子街，夕阳已将整条街染成温暖的橘红色。那些古老的建筑、碑刻、牌坊，在暮色中轮廓愈发柔和，却也更显厚重。

这一下午的行走，宛如穿越数百年的时光。从文庙的崇文，到太忠庙的尚武重义；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到丘氏总祠的“慎终追远”——这些看似散落的历史碎片，实则共同拼凑出了上杭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色，也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码。

离开时，日已西斜。回望瓦子街，它依然宁静，仿佛我只是一个过客，而它已在此守候千年。但我知道，那些触摸过的石柱，默诵过的碑文，凝视过的殿宇，都已沉淀为内心的滋养。春光正好，不虚此行。

（文/图 黄锡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