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昆

吴伟华的新诗集《关灯》与既往创作相比，关于自然的篇幅显著增加，山川、草木、云雾、流水等意象成为诗集中反复呈现的意象。这不是单纯地对故乡风景的描摹，不只是乡愁的再现，也不拘于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禅趣。近年来吴伟华经受了哪些磨砺和跋涉，才亲近自然，发现其中真意？下面从该诗集中的自然物象着眼，讨论诗人的“隐身术”。

亲近和融进自然，是吴伟华一贯的“隐身术”，他在自然物象中见生死、见美丑、见悲喜、见他者、见自我。自然是他的一面镜子，也成为他思考、安顿和隐匿的地方。吴伟华的隐身术，其实是以自然为载体的自我延伸，是对孤独的抗争。独自漫游，独自造船，独自仰望，独自攀援，等等，“独自”作为诗集中的一个高频词汇，表明其孤独体验的经常性和无解性。这种挥之不去的孤独感，有时来自《酿酒厂的黄昏》所写的亲情无法沟通的遗憾，有时来自《关灯》透露出来的混乱时代内心的羞耻感、懦弱感和无力感，有时来自对时光短暂、生命脆弱的审视和惋惜（比如《夕光》）。孤独作为一种脱离群体的存在状态，是贯穿全书的精神底色和诗学姿态，在诗集中表现为诗人主动性的选择，是其走向自然、走向内心、走向思考的姿态和修行。客家山区缺少灯红酒绿的都市风景，但触目可及的山林让诗人保持静观、倾听、清醒和寻思多了几分可能性。

孤独的诗人是幸运的。吴伟华可以在“人海人潮”中发现他们的“惊悚和恐惧”（《去秋日》），可以发现“河边清洗翅膀的人”，可以欣赏“她独自爬上木棉树，观察云行走的姿势”（《收集云彩的人》），可以倾听“木头内部悠长的尖叫”（《回到锯木场》），可以凝视山中“墓碑上刻满了名字”，也可以在迷雾中追光（《读雾记》），在雷电中盗火（《避雷记》），可以“从蓄满悲喜的尘埃身上/一点一滴，找回自己”（《夕光》）。独行者遭遇、承受孤独，还能正视、品味孤独，从而打开了与自然、历史、逝者与自我对话的方式，在人群中保持疏离，在自然中寻找共鸣，在沉默中积蓄力量，从孤独中得到滋养和拯救。当然，吴伟华诗集中的孤独不是一种需要被救治的病，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困境，而是他主动选择背负的十字架，是一种生存的真相和诗学源泉，赋予其独行的勇气、感受的敏锐和思考的重量。世相浮躁，诗人保持独立的清醒的思考需要亲近自然，需要孤独这份良药。可以说，与自然独处，确实是一场远离尘嚣的自我放逐，但也是一种深沉的入世方式，是吴伟华“放弃焦虑”、平息“愤懑”、克服“羞耻”的修行仪式。

乍看在山中独行、跟草木攀谈、在月下独醉的诗人形象，像是一个有点痴狂清高的文人。这恰是有追求、有理想的当代文人的精神写照。吴伟华的理想，缺乏激昂姿态和壮烈情怀，而是深埋在“独行”、“读雾”、“避雷”的迷惘和沉静之中；是一种被现实磨损后依然坚守、被孤独淬炼后愈发沉静的理想主义。

在众多关于孤独与理想的诗篇中，《清洗翅膀的人》《梯子》《造船》等显得尤为醒目。诗人曾经求知却不得要领，曾经寻找同伴却难以抵挡洁净与飞翔的诱惑，那个孤独的“清洗翅膀的人”让诗人感到难忘和欣羡。《梯子》这首非常凝练的三行诗，有力地表达了诗人不屈服于“大雾弥漫，人世轻浮”的理想主义，张扬了对普照万物的“光”的渴望。

《梯子》中的理想到来尚需等待时机，而《造船》中的理想追求更具有紧迫性、主动性和建设性。当生存的环境愈加困窘、危险时，诗人耐心地独自造船，自信有足够的时间“建造金光闪闪的船舵”。诗中的船舵、江河大海显然是理想的象征。《造船》表达了中年追求理想的自信与坚韧。暴雨中孤独的造船者，有正直、偏执的信念，他相信自己可以亲手创造出船舵，即使没有同伴、没有喝彩，也坚持对抗暴雨、追求理想。那“金光闪闪”的船，就是危险的世界中的希望和方舟，就是诗人赋予世界的秩序和方向。《造船》超越了《哀悼之诗》中的悲悯和伤感，摆脱了《读雾记》中的迷惘，不像《避雷记》那样充满警觉，而是充满了力量和信心，是吴伟华诗集中最有魄力的存在，令人震撼。

因为心怀理想，仍在悲悯，因为自然并没有成为诗意栖居地，这注定吴伟华的诗风不像归隐的陶渊明趋于恬淡静穆，而是更接近梭罗《瓦尔登湖》那样的独白式的、冥想性的质感。《瓦尔登湖》不乏尖锐的、幽默的批判，而《关灯》几乎没有幽默，更多的是沉郁、克制和内敛。

不过，吴伟华的诗是复杂的，像《明月帖》就以“月光光，独不照我”的一连串排比，构建了从呼唤到绝望、从恳求到控诉的情感弧线，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明月帖》这首最接近豪放派或者“嚎叫”的诗篇，它不是冥想，不是观察，而是追问和呼告。整齐的古老的民谣句式，书写的却是现代人内心的苍凉和绝望。值得强调的是，吴伟华在自然山水诗中的“隐身术”，不是古典的风雅和闲愁，而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现代性的对话与寻求。因而，不管诗人如何在自然中隐身，终究在明月的照耀下露出现代人的身形与心迹。